的干部不得不打断她。

这后来成了我们一个经典的笑话。

然后就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叫做“互相帮助”，也就是挑动我们互相斗争。

知青大组的组长与工作组的干部策划于幕后，操纵一些人把火力集中于两三个历来不听话、不买账的知青，写他们的大字报，开他们的批判会，力图使他们就范，要么就把他们孤立起来，搞垮搞臭。

但这种做法激起了一些知青的反感，那位姓赵的大组长没想到后来真正被孤立起来的是她自己。“自觉革命”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只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把各个知青小组的人员又调整了一下，工作组的人就撤走了。

据后来的猜想，这也许与中央文革下令撤走进驻北大等高校的工作组有关，只是江永县地处偏僻，消息传来几乎需要整整一个月时间，所以这边的动作比起大城市来慢了半拍。

工作组的人走了后，我们都处于思想上的一片茫然的状态，因为经过“自觉革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坏，至少在别人眼中很坏，既然如此，将来的前途就不容乐观。

我是打定主意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了，像我这么坚定的知青真正说来恐怕没有几个，但就连在我眼中，未来也不再是一片玫瑰色，而是布满了陷阱和险恶的乌云。

正当我们各个知青组弥漫着沉闷的情绪时，1966年8月底，有几个知青收到了家人或朋友从长沙寄来的书信，还有从街头抄来的大字报和油印传单，反映了当时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文革的情况。

当我们传看这些传单和书信时，那种内心的激动不亚于当年进步青年传播延安的消息。

记得那一天下午，风闻北京寄来了一大捆传单，其中一位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来信在报告了北京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热烈场景之外，还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诸如当地县委的条条框框多不多？是否压制不同意见？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这封信如同在干柴堆中点起了一把火，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爆炸了。

我们纷纷自发地汇集到一队知青组的厅屋里，一边看一边议论：原来“文化革命”是这么回事！原来根本不是搞什么“自觉革命”，而是要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自觉革命”是江永县委的大阴谋，他们为了保自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伎俩，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时的心情，就像拨开乌云见太阳，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时间觉得毛主席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芋头、刘备等几位在“自觉革命”中挨过整的知青首先把议论的矛头指向了江永县委，几个月来的冤屈和压抑一下子全都找到了发泄的渠道。

我那时的感觉，简直就像一场精神的“断奶”，也像是大梦初醒，尤其是芋头对上级领导的那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使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觉得自己做“驯服工具”做得太久了，听听毛主席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触及灵魂”？这就是触及灵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私心杂念的靠边站！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厅屋里的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我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并宣布成立“红卫兵”，自制了“红卫兵”袖章，还写出了我们的第一份质问江永县委的大字报，十几个人连夜步行十里路去县城“造反”。

当时县里正在开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喊着口号来到会场门口，被人拦住了，争执之间，县委谢书记出来了，他同意将我们的发言和宣读大字报作为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

这时我们中有人发现会议是在县法院“审判庭”开的，就说一个学习毛著的代表大会上怎么能够没有一张毛主席像，要求谢书记取下“审判庭”的牌子换上毛主席像。

谢书记说牌子不能取，你们可以把毛主席像盖在牌子上。

可是，当我们试图把毛主席像覆盖在“审判庭”的牌子上时，台下的人发出了怒吼，说你们怎么可以审判毛主席！？于是事情就此作罢，而我们那股气焰也消掉了一大半。

等到我们宣读了大字报后，谢书记不等到会的代表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带头鼓掌要大家欢送我们回去，并说县委会郑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

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对谢书记巧妙化解突发事件的能力备极赞赏。

但当时我们确实是窝了一肚子火，从县城回来后，我们连夜又就江永县委的态度和做法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彻夜未眠，第二天送往县城去张贴，只见满城都是大字报了，有其他公社知青贴的，也有县城各机关干部贴的。

以后的几天，我们还自己组织了“白水大队红卫兵宣传队”，排练了几个节目去县城街头演出，什么合唱、群舞、对口词、三句半之类，主要是发动群众、营造气氛的意思。

前几年知青怀旧升温，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又把那时的节目拿出来上演。

看着那些已经够当爷爷奶奶的老顽童们在台上蹦来蹦去，心中真有“惨不忍睹”之慨。

实际上，我在当时就深深感到了这些节目和口号的空洞无力，从现场围观的那些农民的困惑的眼神中我已断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狂热地拥护一条仅仅存在于观念中的“革命路线”。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剧烈的矛盾在冲突着：是跟上革命形势、做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呢，还是老老实实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向农民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我觉得这两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事实是前一条路显然是一条脱离群众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不出工，整天跑到江永县城去“造反”时，贫下中农都小心翼翼地和我们保持了距离，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然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不可能不闻不问。

9月，中央指示说农村的文化革命暂时不搞，我们怀疑这条指示的真实性，因为现在除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的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