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像是在学校里一样，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轮流谈心得体会，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互相提意见。

还经常要到大队部和公社去听上面来人给知青作报告，有公社干部，还有县里、专区甚至省里的官员。

据说上面对我们这批知青非常重视，周总理说过要“省省有江永”。

北京的某个电影制片厂还来组织我们拍过一次“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我们演一回戏，折腾了好几天，队里工分照记。

我们虽然觉得拍电影很虚假，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的，但却感到十分荣耀。

在1999年江永知青下放三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曾和我同在一组的喻力和其他一些老知青回到江永寻梦，对我们原来知青点的旧房子拍了一盘录相带，居然在厅堂里拍到了我当年用粉笔写在正面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个大字，以及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板壁上的大半张“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字迹都清晰可见（那房子在我们离开后一直没有人住，所以各种痕迹还保存完好）。

在农民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只有十六、七岁，称呼我们都是“老邓”、“老黄”等等，后来接触多了，才慢慢改称外号，亲切地叫我“猫仔”，叫喻力“鸟仔”，叫黄树成“老鼠”（对女生不好起外号，就把“老”什么换成了“小”什么），但仍然相信我们过不多久就要“上调”去当官。

农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政治面貌”的概念，也不关心我们的出身成分，他们只看你做事是不是舍得出力，是不是躲奸，因为出集体工时你偷懒就意味着他要吃亏。

我当时怀着一种急于“改造”自己，尽快成为“新型农民”的心情，干起活来十分拼命，但毕竟技术不行，总是落后于农民一截。

我的潜在的优势是耐力较好，尤其是走长路挑担子，到后来我居然可以挑一百八十斤担子走十里路都不休息。

我往往一开始让别人在前面冲，但由于我不休息，所以最先到家的总是我。

如果是知青组出外砍柴，每次都是我到家后返身回去接其他人。

有次生产队去五十多里外的广西麦岭府用稻谷换豆种，去时每人挑八十斤稻谷，回来挑五十豆子，来回一百一十里。

全队的强劳力都去了，早上五点钟出发，晚上我和队上耐力最好的三仔最先到家，第二天好几个壮劳力都喊脚痛未出工，我却照样出工。

这一回合使我获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种能耐。

后来队上有这类事，队长总是点我去。

自此我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总要有一门突出的本事，才能立得住脚。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知青被当作四清的骨干力量，专门清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贪污和“多吃多占”的问题。

由于知青有文化，又不讲情面，所以清账和退赔这些事情，上面来的干部都要我们来做。

记得当时生产队长王成德因为账目不清要退赔，我们在干部的带领下去他家的猪栏里抓他养的架子猪，他和他女人站在门边暗暗垂泪，我们都很同情他。

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我们只有私下里嘀咕说，成德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其实是个好人。

后来成德死活不肯再当队长，就把村里历来受排挤的外来户、年近60的李新友任命为队长了。

现在想来，四清运动就像一场平均主义的闹剧，谁家生活过得好一点，谁家就是妒忌的对象，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却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得到重用。

大队有一位外号叫“马虎”（意思是“脏”）的赤贫户，是个有名的懒汉，却被推举为“贫协”主席，还办了他的展览，把他家的烂棉絮烂蚊帐和大队干部的新家具丝绸被子放到一起对比，说是“新的两极分化”。

运动最后以“分浮财”结束，就像土改斗地主一样。

还有一个项目是“清思想”，主要是强调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听说蒋介石62年叫喊“反攻大陆”时，村里不少干部都搞了“双保险”，善待“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这里农村落后，没有“右派”），指望将来变天了可以互相庇护。

还说他们私藏了枪支准备接应，后来办了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展览，把大队基干民兵的几支老套筒和“七九式”步枪算做阶级敌人的，还拿到省里去展览过。

其实所谓“四类分子”都是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唯一一个“地主”（其实是地主的儿子）叫“德德”，整天都难得说话，说一句都是细声细气的，只是埋头做事，活做得漂亮，手又巧，手上不停地有东西在织着，不是一只篮子，就是一只鱼笱。

听说后来“文革”时道县杀人风刮来，全家都被杀掉了。“四清”其实就是“文革”的预演，指导思想和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江永县委派工作组来到知青点，说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动员我们每个人肃清自己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上面把这场运动称之为“自觉革命”。

我由于思想、劳动都表现积极，更由于我的“右派”出身比起其他许多知青来并不算最糟糕的（如有的父亲被镇压，有的父母都在台湾或美国），这时刚刚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

但由于历来养成的一种思想自虐的习惯，我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自觉革命”的运动，沉痛地检讨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带头向组织上交心、交日记。

在我的带动下，好几个知青都在大会上公开对自己作了深刻检讨，有的还说得痛哭流涕，基本上每个人在挖思想根源时都涉及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们一下子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并不纯洁，而是灵魂深处肮脏得很，我们都是必须忏悔的有罪的人，而罪恶的根源都要追溯到家庭出身，思想改造的道路多么漫长啊！忏悔完以后，我们感到自己确实轻松了许多，也纯洁了许多。

工作组还组织我们吃“忆苦餐”，以加深我们对贫下中农解放前的苦难的印象，强化我们这些非贫下中农的罪恶感。

其实我私下里倒觉得这“忆苦餐”比起60年我们吃过的伙食来并不差，只是我不说而已。

但请来给我们诉苦的贫农大娘却没有这一套顾虑，她说着说着就说走了嘴，说“最苦的还是60年……”，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