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劳动观念，我们每学期都要去周边的工厂和农村搞劳动，有一次还到60里外的洞井公社“支农”一个星期，帮农民干活。

我的劳动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回来后所写的作文也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

初二的时候，开始宣传邢燕子、董加耕扎根农村的优秀事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当时我哥哥已从零陵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没有分配工作，在长沙做临时工，后来报名去了洞庭湖的千山红农场。

他临走前和我谈了他的理想，他要像高尔基那样读社会这本大书，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我非常激动，认为他一定能够成功。

他从湖区给我寄来的信也更使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写得好极了，他现在就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了，只是还没有写完、成书而已。

有时他从湖区回来，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我看着他由于充足的粮食而长胖了的脸、由于强烈的阳光而晒黑了的皮肤和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而壮实了的体魄，心中无限地羡慕，觉得农村比城市有味得多，我将来如果要去农村，就去千山红——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诱惑的名字！所以初三时学校动员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准备升不了学就下农村，我是班上第一个表态的，态度最坚定。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我们家祖辈也是农民，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当然，按照我小时候的理想，我是想过要当科学家的，但那个时候到处都在狠批“成名成家”的思想，那种想法也就变得很遥远而模糊了。

何况我由于家庭问题本来就有一种“原罪”感，觉得自己应当到农村去进行一番切实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4年中考，按照成绩本来升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父亲担心的是能否考取长沙最好的一中。

志愿是他帮我填的：第一志愿一中，第二志愿三中，为此还与三中的班主任王老师有过争执。

可是到了要发榜的前夕，政策突然变了，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升学。

于是全部考试成绩作废，“阶级路线”贯彻到底，我和一大批成绩拔尖的同学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是由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导致我们失学的，而且这条“左”的路线还只限于湖南，其他省份并没有如此实行。

不过我当时并没有丝毫沮丧，而是顿时升起了一股年轻人的蓬勃之气，几乎可说是跃跃欲试，决心实践自己的“第二种准备”，并第一批递上了下农村的志愿书。

对于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农村，宁可进一个街道工厂干一点敲敲打打的工作的同学，我真的有些看不起。

王老师特意来我家看望我和我的父母，连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还流了泪，也有表示歉意的意思。

我却并不想怪罪任何人，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准备”好了的。

有点遗憾的是，我本来想去的地方是千山红，但那一年全市的下放地点是江永县，不过江永听说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就积极报了名。

只有我母亲还想不通，把户口本偷偷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说服下交出来了。

父亲则帮我打点行装，找出外婆留下的一口破皮箱，自己动手修理了一番，放进几件平时穿的烂衣服，说到了那里以后再给我寄东西。

我自己则带上几本课本，几何、代数、俄语、物理，语文就不带了，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日记本，准备像哥哥一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

就这样，1964年9月，我和三千多名主动报名的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放到了千里之外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

我们班唯一一个与我一起去江永的是我的好朋友刘培沛，外号叫“刘备”。

这大约是“文革”前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集体知青下放，据说周总理都很关心。

上面说，我们从下放农村的第一天起就算是参加革命了，以后填起表来就可以写“1964年9月16日参加革命”。

江永位于都庞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风景的确秀丽。

但这里的人好像属于另一个人种，个子特别矮，平均只有一米五左右，而且老人一般都比年轻人高。

后来知道这是三年大饥荒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小孩子，那几年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长个。

我们长沙市三中和四中共六十余名男女知青插队在白水公社的三个大队，分成一些知青小组，每个生产队一组，作为队上的一户。

刘备在第一知青组，我和喻力、黄树成、董颖秀、姜慧云、曹明宪六个人是第二知青组，住在二队的一栋公房。

楼下是厅屋、厨房和杂屋间，楼上是一边一大间卧室，男女各一边。

黄树成年龄最小（不满16岁），但家庭出身最好，所以成了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每人发了两块床板，拼起来成一张床，两条长凳（用来架床板），一张稻草编的垫子。

我把床单铺在上面，再放上我带来的四斤小棉被，心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了。

长沙市派下来的带队干部是七中的杨校长，那时约四十来岁，据说也是犯过错误的，要陪我们生活、劳动一年，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六人知青小组。

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后来发现这决不是什么好事。

杨校长管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原则，叫做“细水长流”。

第一年国家拨给我们每人每月35斤大米，再以后就让我们自立，杨校长就叫我们每月节约5斤，只准吃30斤，即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

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又没有什么油水，每顿至少需要半斤才勉强能过，那一年直饿得我们两眼发绿，见东西就要吃。

家里有钱寄来的就去小卖部买饼干和炒花生吃，我家里没有钱寄，就去偷菜地里的生豆角充饥。

有时农民看我们饿得可怜，也送给我们蒸熟了的红薯，那感觉就像是遇到救命恩人了。

那是我生平第二次尝到长期饥饿的滋味，直到第二年杨校长调回长沙才结束，那时我们开始吃我们自己从生产队分的稻谷了。

由于是集体插队，我们干的是农民的活，但感觉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