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粮食、煤炭、棉花的增长图，塑料（当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叫“化学”）和橡胶的广泛用途等等。

总之是一派热闹欢腾的气氛。

学校的美术老师特别宠我，给我的任务也特别多，每天放学后都要搞到天黑。

后来又是大炼钢铁，学校操场成了工地，大家用老糠、粗盐、黄泥加少量煤粉按某种比例和在一起做成“人造煤球”，说是用来炼钢的。

天气还非常冷，我们的赤脚和手都冻得通红。

老糠放多了，怎么用力也捏不拢，但放少了又会烧不着。

有的同学就偷工减料，故意多放黄泥少放老糠，一个个做得圆溜溜的，看是蛮好看，也省力不少，但我很瞧不起这种做法。

他们纯粹是在好玩，我却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到来了，应当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我很关心报纸上登的“放卫星”的消息，如每天都有粮食亩产多少万斤的报道，我就讲给外婆听。

外婆老家是农村的，怎么说她也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亩田有多大。

我那时觉得年纪老了就是顽固不化，真是为她的不开窍而叹息。

到了1958年夏天，父母的右派已经定了案，我们兄弟姐妹就此成了铁定的“右派崽子”。

不过，那时还不像后来的“文革”，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学校同学中公开，就连老师也未必清楚。

记得三年级有一次上语文课，新来的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我的妈妈”。

我在课堂上红着脸举手，告知说“我的妈妈是右派”。

老师楞了一下，说：“那你就写‘我的爸爸’。”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说：“我爸爸也是右派。”全班同学一时间鸦雀无声。

老师沉默良久，最后说：“那就写你的哥哥吧，有哥哥吗？”我点点头，坐下了。

但语文老师还是很喜欢我，因为好多次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很难认的字或词来问大家，如“邋遢”，全班都只有我一个人回答得出来。

还有一次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大家都不举手，我举手答道：要做好一件事情，先要把工具准备好。

老师大为惊异。

我与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融洽，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后来贯彻“阶级路线”那样形成“人吃人”的局面。

我的弟弟妹妹们可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他们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在加入少先队（那一段叫“红小兵”）、佩戴红领巾等一系列事情上都受到歧视，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一年以后的1959年夏，我们全家大小九口人正式被扫地出门，从新湖南报社的社长单栋住宅搬到了河西岳麓山的湖南师院两间房间里。

母亲早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父亲被贬为一般职工。

在此之前，保卫科的人来我家，把父亲放在壁柜里的一支长枪和一把手枪起走了，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东西，这时竟然有一种自豪感。

但面对空荡荡的、变得陌生了的房间和一地的玻璃碎片，又有些怅然若失。

不过当我背着一包行旅跟着大人过了河，走到以前只有在过队日才去过一回的岳麓山下时，心情是愉快的。

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快到达时，大人们都走累了，曾在三棵巨大的松树下休息。

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大的松树，仰头看得头都晕眩起来。

去年我还特意去看过它们，却只剩下一株了，而且四十多年里似乎并没有长大一点，反而变矮小了，在周围新盖的楼房挤压下奄奄一息地濒临枯死。

但那时它们是多么雄壮！从那里过一条溪，再上一个坡就是我们家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虽然除了妈妈下放、姐姐在中学寄宿外我们仍有三代七口人住在两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用的是公共的厕所和厨房，但周围可都是山啊！我们的学校就是师院附小，正好位于岳麓书院里面，当时颓败得连围墙都倒塌了，竖立着朱熹老先生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碑的大殿是我们下雨天上体育课和打闹的地方，校内和校外根本没有界限。

那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一下了课就在山上疯跑，到山涧里去捉小虾和螃蟹，捉到就放嘴里生吃了。

那时粮食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外婆减到只剩下一个月16斤大米，最后竟然只有9斤，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外婆拖着患水肿病的身子，每天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拣柴、挖蕨根、采野菜，找野果子和蘑菇，使我们获得了不少山上的知识。

但外婆终于没有能够熬过1961年的冬天，她死之前一个星期还在山上劳作。

有一段时间学校讲“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学。

又有一阵子搞“大种大养”、“瓜菜代”，星期六的劳动课就是上山挖菜土。

大家饿得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挖得了什么土，那锄头觉得重如千斤，大家只是拄着工具谈吃的。

那时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有一天，吃饭可以不限量，尽肚子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所以后来我可以看不起任何人，就是不敢看不起农民，可以倒掉吃剩下的鱼肉，就是不敢倒掉米饭。

父亲在家门口开了一小块生荒土种菜，没有肥料，只有一点煤灰和尿。

长出的南瓜叶子很茂盛，却从不结南瓜，红薯也是只长叶子不长根，只有冬苋菜和蕹菜长得好。

父亲虽然出身于农家，不过从小全家供他读书，并没有做过多少农活，但农民观念是有的。

记得第一次和姐姐去十里外的后阜河码头挑煤，父亲为我准备一付扁担畚箕，说这是对我的一次“锻炼”。

姐姐挑60斤，我只挑30斤。

那是我十一岁的肩膀第一次压上担子，样子肯定难看极了，后半段路是数着电线杆子过来的，每根电线杆歇一气，肩膀都磨破了皮。

从此以后，“锻炼”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那时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是右派子女，大概因为师范学院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在这里不足为奇，子女就更无所谓了。

我们都很受老师器重，也很认真地当着班干部。

当然，这些同学数年以后也一个个都下了农村。

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报社工作，家也就搬回了报社，分了两间宿舍，我进了长沙市三中念初中。

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除了成绩优秀外，主要是“思想进步”。

那几年全国都在宣传“支援农业”，学校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