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伯说得好：“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对教育者的考验”，“这种冲突不再单纯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几千年来深信有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真理的那种世界的人与不再相信——不再愿意相信和不再可能相信——有这种真理的那一时代的人之间的冲突”[3](P305)。

他还认为：“信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协调一致。

教师决不可忘记，对于种种冲突只要能在一种健康气氛中加以解决，那么冲突也会具有教育价值。”[3](P303)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今天，教师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学生应付和解决各种冲突的能力，而这一点只有在学生被置身于实际的冲突中时，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教育的技巧和方法是为教育的理念或目的服务的。

当教育者在“启发式教学”中，预先不告知学生正确的答案，甚至有意诱使学生得出错误的答案，然后再指出其错误所在而加以纠正（或更好地是让学生自己来纠正）时，这绝不是欺骗和陷阱，而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屡试不爽的“精神接生术”，它告诉学生，人性的弱点是容易陷入表面化和简单化，但人性自己有力量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就是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力量。

其他各种有效的方法也是如此，它们不是为了显示教师在学生面前高人一等，也不是用种种诡计愚弄和操纵学生，而是和学生一起在对话和互动中联手探讨和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性真相，从而使技巧上升为一种教育的艺术。

在今天，有没有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是区分好的教育方法和坏的教育方法的根本尺度。

　　　　四、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弊病之诊断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教育的内容就是上古文献、行为规范、忠厚的品格和可靠的人际关系这四项。

无论是“诗教”、“乐教”和“礼教”，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上下不移的秩序。

在这里，人的精神生活被归结为道德生活，道德生活则被归结为政治生活。

孔子本人虽然多才多艺，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智育和体育都不行，甚至缺乏生存之道，除了“在陋巷不改其乐”外一事无成，而且早死。

儒家教育思想重在改掉恶性、修持善性，以适合于既定的社会秩序，个人的创造性的自由人格是不受重视且受到严酷压抑的。

这骨子里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教育观。

所以儒家孔子的教育观和后来（通过荀况到韩非）发展起来的法家教育观尽管看起来极其对立，其实是“互补”的。

韩非子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蠢》），与儒家“法先王”的区别只是一个如何使教育为专制政治（归根结底是为“后王”即当时的当政者）服务的问题，即要么是自上而下地控制教育，要么是自下而上即“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地兴办教育，总之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显然，这样一种教育观即使采取了自下而上“民间办学”和“有教无类”的形式，也只不过是通过“礼失而求诸野”的方式由民间集资办官学而已，并非真正为老百姓自己的需要而办教育。

人们常以“学在官府”还是“学在民间”来划分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这只是表面的。

其实问题不在于由谁来办教育、在哪里办教育，而在于教的内容是否超出了官方的道德政治范围，以及教育的目的是否偏离了政治体制的需要。

由此观之，即使是武训靠乞讨兴办的“义学”，也都不能说是“学在民间”。

最终说来，中国传统的正规教育只是政治的工具，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地位，也不体现任何自由自觉的活动。

　　道家思想（以及后来的佛教禅宗）正是作为对这一套名教做法的反动而产生的。

但道家对儒家教化的反抗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另外一套培养独立人格的教育思想，而只是主张复归于自然和儿童，保存未受教化之前的“真心”和“童心”。

它与儒家政教并无根本的冲突，常常还有某种相辅相成之处。

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却并不妨碍他有强烈的儒家政治情怀。

至于后世的“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乃至以“独善其身”而达“兼济天下”的“终南捷径”，则更是表明这两者实质上的一贯性。

所以从教育思想上说，道家是对人性教育的放弃，这就给儒家教育思想让出了地盘。

当然，道家的悖论在于，教人放弃教育，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即教人回归自然，存养本性，大智若愚，返璞归真。

这恰好能够为儒家所用，一种极其真挚自然的思想就不可抗拒地变质为一种极其虚伪做作的矫情了。

如儒家“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老莱子有人说就是老子）就很肉麻，他以70岁高龄装扮成3岁小儿在地上打滚（道家），却为的是取悦于他那90高龄的老父（儒家）。

其实，装扮小儿需要一副世故老人的心态，是一种极有教养或“修养”的表现，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心态。

所以儒家教育思想在其成熟时期就吸收道家思想为自身的一个成分，将教育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小儿装大人的阶段，以“孔融让梨”为代表，为的是尽早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少年老成；二是大人（直到老人）装小儿的阶段，以“老莱子娱亲”为代表，为的是在上级和“天子”面前成为驯服听话、即使不听话也“可以教育”、至少是没有危险的子民。

这种传统教育观点在今天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并由此发展出第三个阶段，即大人叫小儿装小儿的阶段，这表现在各种儿童电视节目中。

小儿能有意识地装扮出自己的“小儿性”，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少年老成。

装扮自己的小儿性的小儿比装扮成大人的小儿更肉麻，也更可悲，后者总还有一丝学样的天真，为的是尽早成人，前者则将小儿性变成了一副面具，一种媚上卖乖的工具，彻底摧毁了小儿的天性。

　　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就是一种立足于官方政治的工具主义的德育思想，在中国历代严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