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汉姆莱特”），甚至基于某种天才式的感受力和领悟能力（对于现代艺术这一点更为明显）。

欣赏者也是一个潜在的创造者，他在艺术家的作品上发现了一个自己，作品对他来说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呼唤和揭示。

事实上，不少欣赏者也正因此而被引导着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

即使不当艺术家，欣赏能力也是一个普通人必不可少的素质，正如受教育的能力（学习或接受能力）是一般人性的素质一样。

　　因此，一个好的教育家正如一个好的艺术家一样，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当作自己个人的事，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如一门“职业”，我可以选择这个职业，也可以选择另外的职业），而是涉及到自己的做人方式的非常严肃的事。

一个好的教育家也正如一个好的艺术家一样，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工作是否受到别人的欣赏和夸奖（更不必说是否对一些更加外在的目的“有用”了），而是这种工作是否有助于使自己的灵魂塑造成自己所满意的理想人格。

当然，任何艺术家骨子里都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人、被更多的人所欣赏的（如果这是“内行的”欣赏的话），但一个好的艺术家绝不是为取媚于他人而创作的，他只为自己而创作。

他期待他人的欣赏只是因为，这种欣赏是他的创作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因而真正具有自由人性的普遍力量的现实的确证而已，因为人性的自由本性使一切欣赏者都只欣赏那体现自由的独创性的作品，而对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和模仿的作品嗤之以鼻。

同样，一个好的教育家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学生仅仅成为自己的一个刻板的模仿者和翻版，而总是希望在他的引领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以自己的自由个性唤起学生的自由个性，从而开拓出新的自由天地来。

当一个好的教育家在面对一个儿童、一个少年或一个青年时，他会从自己的层次丰富的人性中去体会一个儿童、少年或青年的自由冲动，再一次地使之得到完美的实现，或发明一种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

他在引导儿童、少年或青年与自己一道游戏、一同激动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一个好的教育家当然应该关爱和理解儿童、少年或青年，懂得他们内心的秘密；但这种理解同时也应该是对自己的理解，是对自己内心潜藏着的人性的可能性的理解，因而是对自身隐秘的灵魂之谜的一种探索和“发现”。

　　　　三、教育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只是教育或教育家应当如何的“理念”即理想的情况。

然而，正如一切艺术都包含有技巧的成分（“大巧若拙”也是一种技巧，甚至是一种更高的技巧）一样，教育的理念也需要有自己的技巧，否则理念再好，也无法得到实现。

但这种技巧不是外在附加的技巧，而是由理念本身中生出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同一种方式，如果脱离了它的理念之根，立即就会变质，成为一种僵死的套套。

例如，一个不是以全身心投入、而只是极其功利地采用“寓教于乐”这一方法的教育者，他的行为就类同于欺骗。

只有一个视教育为自己灵魂的存在方式的教育家，才能如此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生动自如地运用“寓教于乐”的方法。

这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或“技巧”，而就是他的生活，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的。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又译马丁·布贝尔）说：“只看到品格教育不能纳入课堂教学里，这还不够；也不能把品格教育隐藏在巧妙安排的课间休息时间内。

教育不能容许这种玩弄手段的行动。

即使学生们并未觉察到这种隐藏的动机，这种隐藏的动机由于使教师失去他所具有的那种坦然直率的力量，也会对教师本身的行动起着消极的影响。

教师只能以他的整个人、以他的全部自发性才足以对学生的整个人起着真实的影响。”“当他无意影响他们时，他的蓬勃的生气向他们倾注着，极其有力而彻底地影响着他们。”[3](P301)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纽带应该是坦诚，而不是诡计和手腕。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一切技术性的安排，也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任何事情都应当和盘托出。

因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具有无限的深度，两个灵魂之间的相遇和交流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互相试探和寻找的过程。

坦诚本身是一个过程，那种以为只要自己诚心诚意就能得到学生的完全理解的想法是幼稚的。

坦诚只是一种意愿，一个人是否真正做到了坦诚并不是当下能够断定的，他必须一方面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反省和重新考察自己的余地；另一方面必须在与其他人的心灵的碰撞中使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浮出水面。

所以，教育者的坦诚不可能体现为一劳永逸地“返身而诚”，而是体现为带领学生一起来共同探讨人性的秘密。

为此目的，就必须动脑筋设计一些有可能暴露和揭示人性秘密的程序，当这些程序被经验证明为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时，它们就成为了一些“技巧”和方法。

但有两点是必须切记的。

一是这些方法是不能脱离它们的目的而单独有效的，一旦它们被用于其他目的而遗忘了本来的目的，它们就会沦落为一种欺骗手段，它们的假相会随着学生的年龄和见识的增长而被揭穿，那时就会遭到双倍的报复。

二是任何方法都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这不仅是指在一定的对象（不同年龄、性别、性格、已有教育基础等等的学生）范围内，而且是指在所触及到的一定的人性层次上。

绝没有一种不需要继续探讨和改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

如果说，时代的不同也意味着人性发展的程度的不同的话，那么古代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就不一定适合于今天。

例如，对于现代强调个性发展的学生来说，过去那种一出现顶撞和冲突就进行压服（不论是用棍棒还是用“师道尊严”的大道理）的方法就失效了。

还是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