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这种非人的、决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才能解释。“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九十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高潮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前一阶段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家们还

致力于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违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朦胧诗、寻根派和现代派则开始脱离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到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古典时期”)。然而，自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失落了人文精神的九十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

与此相应，九十年代文学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前者以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辛辣调侃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世俗生活真实的众生相。但由于这种文学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创性，它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首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从而迎合了俗众的阿Q式的自满自得心理。后者则出于对这种媚俗倾向的厌恶和反拨而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转而依附于人们好不容易才从中摆脱出来的道德政治狂热(“红卫兵精神”)，利用文学去“捍卫”一个旧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纯洁。然而，上述两种倾向却包含一个共同的基

点，即文学只能是其他精神生产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脱离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堕落为一种文化快餐，一种仅仅用来“解气”、“搞笑”和消遣的玩艺。此外，游离于这两种极端倾向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女人”、“小男人”文学，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样地冒出地面，在现代却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愿在形式上作诗词歌赋的开拓，也不能在内容上作宏篇巨制的挖掘，顶多只是对古代感时伤世的诗情和言情小说(如《红楼梦》)的散文化的模仿。九十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诗性精神的丧失，而最可悲的是，这一沉重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是导致了文学的泡沫化和伪劣化。至于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则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国演义》中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的无是无非的感叹。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创造。

不过，九十年代文学也并非一无建树。应当说，摆脱传统道德对文学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如魏晋、宋元、明清之际等)，都有一个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到来，遗憾的是，文学独立以后向何处去，这始终是中国文学未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独立了的文学要么成为一种形式技巧，要么堕落为媚俗与宣淫。换言之，中国文学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就是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务。当然，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

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能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这种人生境界的迈进，只是作家本人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料，文学向自己独立人格的追寻将会真正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自觉的心路历程。

解《通天塔》之谜

“寓言小说”或哲学寓言这种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除了带有政治性的乌托邦作品?如莫尔的《乌托邦》　和反乌托邦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之外，还有更具文学性的，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等。张远山先生的《通天塔》一书定位于“反乌托邦小说”之列，但立意比一般政治性的反乌托邦小说更高，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本书从头至尾都是由疯子口里说出来的“疯话”和“梦话”，这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魔幻”想象拓展开了极大的空间，但也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