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入唐太宗、李白、杜甫、岑参等名人游

峨嵋山诗七十余首外，最后选入萧先生未刊《峨嵋纪游》全部14首。

佚稿失而复得，且以这种方式找回青春时代的见证，萧先生夫妇大喜

过望。时费氏已过世多年，译诗及编辑出版过程详情皆湮不可考，唯

留下这本诗集代表着他对中国文化及一位中国朋友的深情厚谊。今日

捧读吟诵，原诗及英译均字字珠玑，朗朗上口，一律的五言律诗，对

仗工整，意境幽深，与萧先生后期诗作相比，不用一典，自然清新，

道骨仙风，超尘绝世。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学生运动领

袖所作。

　　如果说，诗人气质是萧先生的浪漫天性使然的话，那么投身于哲

学则是时代带给先生的命运。先生少年时即心怀忧患，报考武大时选

择了当时称之为“冷门”的哲学系，毕业时洋洋三万余言的学士论文

《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旁征博引，纵横思辨，能令今天的博士生咋舌。

然而即使在这时，诗性精神仍然渗透在哲学的思辨中。先生1948年所

作《原美》一文便是绝好的证明。用先生的话说：“人生的历史是在

事实的平原上创造着价值生活或意义生活。价值理想渗透了整个的人

生历程”，这价值理想就是美。美虽生长于“事实的平原”，但却能

赋予整个世界以价值和意义，“只要有一个自觉的心灵观照着这个宇

宙，那里便已有一个美的世界了”。先生还把美的历程分为“形体美”、

“智慧美”、“情操美”、“人格美”四个阶段，但它们并不是互相

排斥而是层层涵摄的，是美的意义获得不断提高与充实的过程，“因

为生命本身是创化的历程，是自我不断扩延的历程”。只有当四个层

次彻底综合为和谐的统一体，达到最高的“美的美”这种庄严人格的

境界，才是“人性底最充实与最光辉的实现”。显然，先生的美学思

想在这里把柏格森和尼采的创造进化观念纳入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

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之中来了。在先生看来，中国文化最高

的境界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道德伦理，而是涵盖真、善于一体

的“大美”。这既是先生对自己亦诗亦哲的个性人格的理论阐释，也

是他一贯追求的理想目标。

　　解放后，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钻研，在中国哲学方面，

尤瞩目于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某种暗合的王夫之。但这一时期直到

70年代末，先生的诗情几乎被人为地压抑，30年间所留诗稿，收入两

部《吹沙》者总共才二十余篇，且诗味大减，似不敢吟。直到80年代，

萧先生才重返诗园，再寻缪斯。这时的诗与年轻时代相比，少了几分

处子的静穆，多了几重人世的沧桑，诗含玄机，多用典故，现代人若

无注释，几不能解。萧先生90年代的诗更是平添了一层人生的孤独落

寞，虽然超脱，却不再飘逸，艺术上直追五十年前，境界上却为之一

变。的确，半个世纪的坎坷，岂是“淡泊”二字了得的？“春江花月

空回首，欲向灵均续远游”（《访德杂诗·九》），“耻随渔父扬泥

滓，漫向长沮问去津”（《壬申和李锦全诗》）。孤寂中的探索，使

先生置自身荣辱于不顾，“寒凝大地浑忘却，吟步荒崖唤野鸥”

（《琼岛行》），决不做趋时媚俗的“被保护动物”：“久蓄樊中渐

失真，珠冠玉珥媚游人。可怜舞步空留影，不抵冲天唳一声”（《癸

酉访齐齐哈尔养鹤园》）。其伏枥之志，可见一斑。但这一切，其实

都可以看作对他早年美学思想的坚守。在1992年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

百周年所作的《船山人格美颂》中，先生开篇便写道：“船山一生，

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的教养，学术道路的

选择，都促使并激励着他始终执着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理想

人格美的追求。”这实在是先生自己的真实写照。故文末有“神交心

悟，目击道存”、“言不能及，眉笑而已”之语。

　　先生早年曾有《自题吟稿》自况：

　　诗情慧境两参差，犹记荒江独立时。海燕孤飞翻有梦，春蚕自缚

尚余丝。

　　堪怜丽思纵横处，难解狂歌叱咤辞。文藻江山摇落感，飞凉萝月

又眠迟。

　　自古诗情与哲思不可能不发生矛盾，这种慨叹原是很自然的。但

天下人少有像萧先生这样，将诗与思的这一矛盾化为自己追求自我的

内在动力，以诗促思，于思中觅诗，而达到如此高的诗思合一境界的。

我惊叹萧先生的才思过人，更钦敬先生的道德人格，因步先生《自题

吟稿》韵以和之：

　　天公孕物各参差，岂有英雄未应时。

　　难改痴心生白发，已将夙愿换青丝。

　　星空道德寻佳句，哲命诗魂化典辞。

　　春意重来山欲滴，先生莫道夕阳迟。

个人承担与悲剧意识

中国从来缺乏悲剧意识, 所有的只是惨剧、苦剧、哀剧, 且都要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使之成为“正剧”, 人们才肯罢休。究其根源, 在于中国人缺乏个体独立的人格意识。当年王国维把《红楼梦》称作“悲剧中之悲剧”, 钱锺书认为不可, 说只有让宝黛成其佳偶, 遂其情欲, 而后渐生龃龉, 反成怨偶, 方是悲剧之悲剧。我以为钱氏在此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相矛盾性, 正是这种个人意志的自相矛盾才构成了人的悲剧性的“命运”, 这是西方各种( 包括叔本华、尼采、黑格尔等人的) 悲剧概念的本质。鲁迅把悲剧定义为“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如果再加上一条: 这种毁灭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自我毁灭, 即由于它的自相矛盾而导致的毁灭, 这就和西方的悲剧概念相沟通了。当然,西方悲剧中的个人不幸常常并非主人公自己的过错, 但主人公却总是将一切过错归为自己而独立承担之, 并出于自由意志为自己的行为赎罪, 而不像中国的“苦戏”那样怨天尤人。所以, 西方悲剧特别具有伦理探索的意义, 它告诉人应该怎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自由人。

　　不过, 尽管中国人缺乏真正的悲剧意识, 但并不能说中国就完全没有在这方面的某种潜在的冲动和萌芽。近读程亚林《近代诗学》一书, 使我隐约窥见了近代中国人的个体灵魂在黑暗中的苦苦挣扎, 这是与中国个体人格意识的初步觉醒有密切关系的。他在近代诗论和词论从龚自珍到鲁迅的一系列重要代表人物中钩沉拾遗, 爬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