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拯救天下的救世主，成为凌驾于凡人之上的圣人和独夫，所以骨子里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狂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人人带有这种潜在的狂妄。黑格尔曾说“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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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德格尔哲学中从一开始就埋藏着对自己的狂妄进行忏悔的潜在制约要素（存在或上帝的超验设定）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所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要素，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狂妄，反而自以为、并且努力追求去成为“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表现得如此的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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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说海德格尔哲学中从一开始就埋藏着对自己的狂妄进行忏悔的潜在制约要素（存在或上帝的超验设定）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所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要素，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狂妄，反而自以为、并且努力追求去成为“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表现得如此的温良恭俭让。比较起来，中国知识分子更难在自己内心中建立对自己信念本身的监督机制，而总是一旦有了信念（内圣）就要想办法让它变成现实（外王）。海德格尔的立足点始终是个人的“此在”，是行动和责任的主体；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立足点则可以说是个人的“此无”（依照海德格尔的构词法，可写成Da-nichts），即无私、无欲、无我。在后者中，信念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天然的、给定的，也就谈不上由自己建立什么监督机制了。我们不是利用“被抛入”的世界去成就自己的人格，而是只能接受“被抛入”的现实，我们的信念就建立在这被抛入的现实上：种族的、血缘的、家庭的各种关系。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的信念的自由（就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只是有信念或无信念，真信念还是假信念。所以文革以后，我们对待过去的信念只有两种态度，一是：既然一切信念都是假的，那么我们就不如毫无信念（如以王朔为代表的世俗化倾向）；二是：虽然过去的信念沦为了虚假，但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建立为真的信念（如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本身没有被触动分毫，它就像一个伸着大巴掌的如来佛，在看着中国文人使出浑身解数翻跟头而发笑。我们从来不去想想，是否可能有某种或几种“另类的”信念供我们比较和选择，看看哪个更真实。因此，内心的监督机制也就无从建立。
那么，从海德格尔一案中，中国学人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以为至少有两点。第一，知识分子首先应严守自己的本分，即对真理的追求。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在把一切问题首先化为理论问题来考察，坚持学术立场，拒绝一切偏离学术本位的诱惑。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今天也如凤毛麟角。关键在于中国人缺乏对待真理的超验眼光，而只有实用的眼光，“无用的”真理中国文人是不屑一顾的。西方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已经意识到这种实用的观点的狭隘性，因为世界已被划分为此岸和彼岸，彼岸的真理也许在人看来是“无用”的，但在神那里却是有大用的，是创世的原则。海德格尔的最后的退路也正在这里，他在现实政治中的身败名裂并未妨碍他在学术领域中继续作出自己的不朽成就。第二，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如果还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理念和信念，他必须有极强的自知之明，并建立起对自己信念的有效的监督机制，即自否定机制和怀疑机制。他必须极其谨慎，严防自我膨胀，时时反省自己，不参与那些有可能是不义的行动，无论有多少人加入到狂热的浪潮并形成了多大的舆论压力，也无论有多少诱人的机会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固有的弱点，即不善于行动，他对现实的介入最好限制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作批判的考察和分析上，而不是放在对未来的事情全盘规划上。他应把具体的操作留给其他人（如技术官僚）去做。当然，这里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所谓“人文知识分子”（文人），并且排除了那些已经成为真正的官僚的前“知识分子”。
对海德格尔案的反思当然不止以上两点，我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话题。
哲命诗魂化典辞
萧蓵父教授为海内外知名之学者。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毕业论文做的是“康德之道德形上学”。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主要
讲授中国哲学，也讲授过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哲学史
方法论。在80年代国内的文化大讨论中，曾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
道路”为主题独树一帜，获得海内外的高度评价。萧先生治学，要之
以周易及道家为归旨，然儒、道、佛兼通，不拘于一门一派，且或古
或今，或中或西，只要是深刻的思想，几乎没有界限，看似驳杂，实
乃游刃于形而上的哲思境界，以文化哲学和辩证思维一以贯之，突现
出强烈的思想个性和哲人风貌。在所辑《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
版）之后，又有《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1月版）面世，正是这
一哲人风貌的全面展示。
然而，除了哲思敏捷、学养渊深之外，萧先生从性情上说其实是
个诗人，诗与哲在他身上达到了几乎浑然一体的化境。两部《吹沙》
近百万言，书后均附有“滴水吟稿”诗词，共二百余首，时间跨度五
十余年，蔚为奇观。先生的诗，明显地深受中国传统禅境诗的影响，
充满灵气和妙悟。尤其是他早年（四十年代）的诗作，融哲理于意境，
堪称出神入化，其中所录先生二十余岁时偕恋人（后来成为萧先生夫
人）游峨眉山的组诗《峨眉纪游》凡14首，均为英汉对照。这里面有
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1948年，作者因闹学潮后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
究，刚从武大毕业即潜回成都，经友人介绍，协助华西协合大学美籍
教授费尔朴（DrydenL．Phelps）将陶渊明诗译成英文，而与费氏结下
忘年之交。解放后，费氏回国，五十年未通音讯。90年代一个偶然的
机会，友人从国外觅得《峨山香客杂咏》一册，系费氏与另一教授选
译的中英对照诗集，其中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