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变成了少数人的专门学问，除了在官方和官僚化了的文人之间运用外，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语言狂欢的最后胜利，语言返回到了它日常口头语言（甚至方言）的起点，传统的“官文”遭到了解构甚至彻底抛弃。但这种狂欢仍然有其在文言文中的基本素材，而在它自身走向规范化和纯粹化的途中，现代注音符号给我们带来了古人所没有的极大的便利，免除了用汉字来“依声托事”（转借）所产生的麻烦。然而，有了这种条件，白话文又一次顺利地孵化出了新的“官文”，而民间则仍然有一股强大的狂欢和解构语言的倾向，以至于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五四激进分子在当年所提出的“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极端主张已大有付诸现实的趋势。这就不能单从文字学上找根源，而要追溯到文化心理和国民性了。

　　其实，正如现代“官文”是中国人一向将文字视作政治统治的工具的传统惯性的产物一样，语言的狂欢也正是国民性中解构一切、回到原始混沌状态的“痞子精神”的一种发泄（与王朔类似，但王朔在语言上还是比较严肃的），它本质上不是个人独立精神和创造性的体现，而恰好表明了个体人格的模糊和崩塌（你我不分），个人的聪明机智只在抓住眼前流行的现成素材加以机会主义的运用之上有所发挥，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混迹于时尚潮流之中的世故和精明。在当代，中国人的这种小聪明已达到了极致，它不仅被用来满足口舌的夸夸其谈和“侃”的欲望，而且被用于广告语以获取经济效益（如药品广告“咳不容缓”、“专心治痔”之类），其结果是语言的垃圾化。语言的垃圾化体现的是人的垃圾化，人对语言并没有真正的创造，而只是随声附和，恶性繁殖，一切人都是一切人，混沌中不能构成任何有序，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这实际上是语言的沉默和灭亡。以这种方式固然可以形成对官方语言的冲击，但不可能有真正的实质性的语言创造。当今网络世界把人从话语霸权下解放出来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利用这种自由空间只能产生大量的语言垃圾，那就太没劲了。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人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髙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髙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齡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分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別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

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 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销），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烕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伹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巳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査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于，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于（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