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缋”，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逬行改革，必须从根木上改换思路。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本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作，教师（演员）听摆布。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 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髙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枧，而在本学科学有专长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置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分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伪改革”），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洶汰制”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洶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髙枕无忧的，何况今无的“学术”本身就已摻杂了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烕”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要倾斜可以看出）。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侑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髙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国家耗费大童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但吋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髙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与西方的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髙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扞子”），都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人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