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变得不再是个混蛋。否则的话，你越把自己奉献出去，社会就越糟糕。
但对于哲学来说，这种“社会效益”毕竟只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这正如艺术一样。艺术家如果时时关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给人带来什么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他的作品就只能成为道德说教。哲学家当然也要考虑世界、社会、历史等等问题；但他之所以要考虑这些，只是因为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别人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而如果从不想到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只是从个人一时一地的不自觉的情绪冲动出发来判断一切，只是虚假的“超越个人”、“胸怀世界”，实际上仍局限于浅薄的个人。[p.314]
中国人的信仰多半都是信仰物质的东西。…信仰物质的东西胜于信仰精神的东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气也好，天道也好，天理也好，其实都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和西方的逻各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而感到可悲，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信仰，今天失落了，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要把我们失去的信仰捡回来，或者是把它坚守住，打出什么旗帜，像张承志那样，以笔为旗，发一个号召。我们没有什么旗帜可打。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你盲目的把基督教或者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来，那是很天真的。刘小枫博士想把基督教引进中国，张承志想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让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去信，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关键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国人有物质的虚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最终也是为了物质的满足，也许不是自己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大众的物质满足。而且这种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见，没有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p.330]
每个人作为人都应当意识到，不论他写作还是在拉板车，他只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才真正是一个人，而这种意识已经就是哲学。人有责任探究自己，建筑自己，把自己做为一项毕生的工程来建造。一切外在的生活都只是由于内在的生活才有意义，本身则毫无意义。所以，哪怕你浪费了全部青春，如果你能把这种浪费转化为一种思想，成为塑造你自己独立人格的材料，你就可以在更高一层意义上做到无悔。人们今天悲叹价值的“失落”，其实价值本来是没有的，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创造，决不能由外部给予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都像我一样活。…
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有上山下乡，但任何一个时代，人都是被“抛入”环境和世界中的，这却不意味着人在环境面前只能一无所为、听任命运摆布。时代与时代不具可比性，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被抛入的那一瞬，他就能利用环境去成就自己的意义。放弃努力而一味的抱怨生活的无意义、世界的虚无或“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没出息的态度。世界的虚无不应成为懒于创造的借口，而正应成为一切真正创造即“无中生有”的前提条件：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就没有什么阻止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自己不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都会成为不利条件，并且会遇到致命的诘问：这一切有何意义？做学问有何意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有何意义？出一本书有何意义？这样陷入苦恼、茫然，只能怪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特的、空前绝后的。但仔细想一想，哪一代人不是如此？历史是没有偏心的。[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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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
鲁迅先生曾说过, 在中国, 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人们一般认为他是在讽刺梅兰芳, 却往往忽视了他说这话的文化内涵。鲁迅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国民性批判”。男扮女, 女扮男,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男女之大防”的畸形表现, 因为在舞台上, 它既可以符合公开的礼教规范, 同时又满足了男女之间隐秘的窥视欲(女人看见“男人扮”, 男人看见“扮女人”) , 使道德理想主义和生活现实主义达到完美的结合。但整个却是建立在自欺欺人之上的。
然而, 男女互扮(京剧、越剧等) 还不光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 而且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模式。当然, 中国人的普通人格模式一般来说仍不外乎男耕女织, 男子打仗女子看家, 男主外女主内, 男子应当孔武有力、英勇无畏, 女子应当温柔贤慧、细心体贴等等。这都是些一般的标准。然而, 谈到“理想人格”, 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的理想男人, 必是带有些女人气的。他必须知书达礼, 温文尔雅, 不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而应懂得服从、忠贞、奉献, 即使带兵打仗, 也有“儒将”风度。这种理想类型以屈原为典型代表, 他自比为“香草美人”, 开了以怨妇诗和恋情诗影射君臣关系的先河(《诗经》中是否已有此先例, 至今似尚无定论)。即使是在“乱世英雄”之中, 草莽之徒也是被瞧不起的。关云长也许不敌吕布, 但他的最迷人之处却在于杀了人之后秉烛夜读。李逵之流不但当不了首领, 而且常常被当作小孩子揶揄耍弃; 唯有宋江才有资格“敢笑黄巢不丈夫”, 在聚义厅上和大宋皇帝修造的“靖忠之庙”中,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