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注重形而上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实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主义”。

它是一种主义，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

当然这种“主义”本身是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但它是一种主义而不是技术。

要说主义和问题之争，恰好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主义，所以它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它在理论上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系统。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系统，它面面俱到、无所不通，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它有一个哲学体系。

那么到了中国人这里，哪怕最为高深的“主义”，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宝、技术、工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用啊，他们自己说的嘛，马克思主义是“本着主义来做实际的运动”，它能够发动群众，最后能够真的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

所以最高深的主义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法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革命制胜的法宝。“法宝”这个词很有意思，有中国特色。

姜子牙有一把神剑，那是他的法宝，其他的妖魔鬼怪也都有自己的法宝。《西游记》里面也是，每个妖魔鬼怪也都有一两件法宝。

那么我们也有法宝，我们的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陶行知，陶行知现在我们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他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很有影响，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的一种体现。

陶行知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但是呢也有他的问题。

他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所谓“试验的方法”，试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呢?他认为，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问题”了，问题是放在前面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种种方法来解决。

要针对问题去设想种种方法来解决它。

比如说有个人生病了，有的人画符放在辫子里面，有的人请巫婆，有的人到庙里烧香祷告，有的人请医生，有的人吃金鸡纳霜。

金鸡纳霜是一种西药了，是治疟疾的。

到最后，如果说吃金鸡纳霜好了，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是吃金鸡纳霜好了，如果不分中外、男女老幼吃了都是灵的，那么金鸡纳霜能够治疟疾就不会错了。

这当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他称作“试验主义”，做试验嘛，遇到问题你就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不行那一种，那个方法不行这一种，这种试验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不妨多试一试。

但是这种试验主义呢，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来不及找到好办法的，乡下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庙拜佛不行了，我换一个庙，换一个师公来做法赶鬼。

师公来了不行，我再去画符烧香、烧纸灰等，办法试尽了都没有希望的话，那最后就只有等死了。

很多乡下人生了病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你说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么?这叫盲目乱动的试验主义，什么法子都试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等死。

但是碰巧现在有了金鸡纳霜，有了西医，当然你可以去选一选、去试一试。

乡下人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的愚昧，有人说西医是挖小孩子心肝的，有了病不敢去看西医。

不敢去看西医，当然是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了，你不妨去试一试嘛。

在这方面呢，试验主义可能有一种开拓性。

就是哪怕别人传闻是罪恶的西医，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试一试，大胆假设，试了不行再说，不是还有个小心求证嘛，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但是这是很狭隘的，有了有效办法以后你才能碰得上，而且代价很大。

如果你开始就碰上了，那么很好，如果你是晚了、快死了才去碰上，那代价就很大了。

所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呢，实际上跟传统的巫术没有什么区别。

它还是一种巫术，要寻求一种法宝，当然巫术就是这样干的。

原始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病了请一个部落里面的巫师来，做法搞了半天，没办法救，死了；又一个人病了，又请他来，又死了，然后这巫师不行，把他废了，再换一个，可能到别的部落里面去请一个来。

就是这样不断地试。

连野蛮人、原始人都知道这个，不断地去试。

所以胡适的理论将导致这样一种盲目乱碰的心理。

实用主义完全忽视理论的话就会导致这样。

那么陶行知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论，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教育即生活，你把教育当生活，在学校里面就是在生活，你不要从学校到学校，不接触社会，你要把社会上的生活知识都教给他。

这个观点是对的，学校即社会，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会怎么样去适应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拿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来，效果不一定好。

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不重视理论思维，在学校里面更加如此，尤其是现在重理轻文，不重视理论性、理论思维，只重视技术。

工科大学现在是最吃香的，理科现在已经不再吃香了，文科更加是走在边缘。

所以不重视理论思维、只重视生活技巧，这在学校教育里面留下了祸根。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是陶行知造成的，不过陶行知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呢，显然跟后来的发展趋势有关。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都被撤销、都被下放，工农兵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这里有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要理论思维。

凡是你学的东西马上就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我们当时的那个时代，“文革”期间、“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连中学、小学里面都没有什么数理化了，只有两门课，一门是“工业基础知识”，一门是“农业基础知识”。

我的弟弟他们就是学了这两门课，名为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就知道怎么样用用滑轮啊，怎么样插秧啊，怎么样施肥啊，就知道这些。

这就是中国的实用主义的典型，它实际上最不实用。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反对实用主义的那一方，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

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依然是实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