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就是说他们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从认识论、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证实，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实用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是技术实用主义。

技术实用主义靠后，政治实用主义首当其冲，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一切才谈得上。

当然你真的要提实用主义的话，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了；你要讲问题和主义，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你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它本身也是问题之一。

但是我们的争论，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讨论这些问题，它恰好不讨论实用主义的问题。

实用主义是什么?拿来主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探讨。

他们不是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策略上的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哪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死争。

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介绍的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精细的咀嚼。

所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迷信和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等这样一些口号，都是在理论上极不彻底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提出来的。

其他的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

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好，我们下面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这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

当然跟中国革命实践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占了上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优势。

那么在这里，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被看作一种方法论了，跟我们 “法宝”意识可以最直接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由于唯物辩证法，我们在哲学领域里面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标准，所以在当时研究哲学的很多。

比如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里面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标准。

比如说，李石岑、郭大力等人，他们在考察希腊哲学的时候，就对希腊哲学的三大哲学家进行批判、加以贬低。

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大哲学家，在他们看来都是属于唯心主义的。

那么抬高的呢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这些反唯心主义的。

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智者学派，在他们看来是属于怀疑论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属于唯物论的。

所以这里头已经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 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了，当然还没有后来那么明确。

但是对希腊哲学原著加以客观认真地解读的很少，只有严群在那里搞一些认真地解读，而且被人们所批判。

他解读那些东西，人们都嘲笑他，认为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的。

这种急功近利的习惯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里面一直保存下来，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完整地、历史地领会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神，而是喜欢在一大堆哲学家里面挑挑拣拣，美之名日“去粗取精”。

去粗取精，西方哲学几千年，我们能取出来的有几个算精华的呢?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唯物主义者算精华了，其他的算糟粕，其他多数人都算糟粕。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在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还是同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表现。

康德、黑格尔两者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以前我们对康德批得太狠了，被黑格尔统得太死了，一讲就是黑格尔。

因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列宁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最厉害。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黑格尔，其实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提这个问题本身是有它的思想解放的作用的。

但是思维模式还是一样的，就是西方那么多哲学家我们选哪一个?我们立足于自己的标准、立足于我们目前的实际问题我们选哪一个?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到中国以后，人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适合于中国的，于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历史上的哲学家。

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的关注，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也形成了一个热点，在20世纪30年代，比如说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当时有张颐、贺麟、朱谦之、郭本道等人，他们做了一些理论工作。

尤其是贺先生，他为了弄通黑格尔，预先学习了斯宾诺莎、康德，尤其是斯宾诺莎，贺先生是斯宾诺莎专家，而且也是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斯宾诺莎专家。

这个在中国学术界里面也是很罕见的，为了一个哲学家，对另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达到如此高度，是很罕见的。

但是呢，也仅此而已，他为了研究黑格尔仅仅去研究了斯宾诺莎，其他的人他没管，他也是从中间挑挑拣拣的。

所以他的学术活动最初的目的还是在于经世致用，当然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提供论证。

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贺麟先生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所以他研究黑格尔，他也是认为黑格尔对中国很有用。

因为黑格尔跟理学、跟朱熹的思想很接近，他认为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来宣扬朱熹的思想，而且比朱熹更先进。

朱熹当然很粗糙了，黑格尔讲得很细致，应该来说比朱熹更有用。

朱熹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比朱熹更有用的黑格尔哲学，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它，贺麟先生当时是这个思想。

也可以说，那一代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在这样一种经世致用的政治实用主义之上的，几乎都是这样。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理论上最大的代表，当然除了瞿秋白以外，瞿秋白的理论主要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

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研究的呢还是李达，李达的代表作，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大纲》。

这部著作呢，虽然也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但是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比如说，当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发表，l932年嘛，刚刚问世，刚刚发表出来。

那么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