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这样的理解。

Reason这个词被翻译过来的最初的那个意思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能力，当作人的一种属性、人的一种能力来理解的。

人的理性嘛，“理性之光”嘛，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能力。

这种理性能力包括逻辑推理，包括摆脱感性的束缚、超越性这样一些意思在里面，都属于理性的功能。

理性本身是一种功能。

但中国人理解的理和性基本上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实体，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中国的“理”字，它来自于玉石的纹路，玉石里面的纹理，它本来就是“治玉”的意思嘛，《说文解字》里面讲：“理，治玉也，从玉，里声”。

它一个“王”字旁嘛，“王”字旁就是玉。“里”表示它的声音，“理”本来是这样一个字源。

那么它跟西方这个理性有相重合的部分，我们中国的“理”和西方的“理性”有重合的部分。

哪些方面重合呢?就是像王国维所讲的，它有一种“分析作用”。

就是可以分析，把对象分析出来，它的这种条理，它的系统，我们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所以，所谓的“理”它本身就是条理、规律、规则，有这样一方面的意思。

你要讲理啊，你要讲规则啊，你要讲来龙去脉嘛，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没有原则嘛，你还讲不讲理了，等等。

它是一种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的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这个重合呢就到此为止了。

西方的这个“理”、理性，也有这个意思，也有规律的这个意思，这就是它们重合的地方，其他的方面还有不能重合的地方。

我们曾经讲过，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

他的理性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根据我的分析里面有这么两个方面。

那么 “逻各斯”的方面是指语言和表达。

那么“努斯”呢，它是灵魂，在希腊语里面它是灵魂嘛，它是指一种能动的超越性。

灵魂的特点就是能动的超越，它自动，灵魂可以不受肉体的束缚，而且它可以超越肉体，所以它是一种超越性。

而这两种意思都是中国的“理”字所不具备的。

西方理性的这两个意思，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这两个意思都是不能够在中国的“理”里面发现的。

中国的“理”仅仅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法则。

但是这个法则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呢?没有。

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百物它的生长发育都有它的规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春夏秋冬都有它的规律。

但是，天何言哉，天不说话。

所以中国的这个天理，包括天道一一理和道在宋明理学里面已经打通了——天理、天道在这个中国哲学里面跟语言是没有关系的，跟“逻各斯”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道”字，我们用来翻译西方的“逻各斯”，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用“道”来翻译“逻各斯”当然很好，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道”，实际上也有道说，说道的意思，但在哲学上没有哪个这样理解。

在日常中你可以这样说，在古文里面、日常谈话里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哲学文章里面，没有人把这个“道”、天道理解为说道。

天是不说话的，天怎么会“道”呢?天道怎么会“道说”呢?天道是不会道说的，它不会跟你说话，只会做给你看。

至于这个“努斯”——灵魂，跟中国人所理解的“心性”也不相同。

像苟子就讲到这个心它可以选择，孟子也讲到心是可以选择的。

但只是选择而已。

而灵魂——“努斯”，在西方它是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自我超越性。

它是一种超越性，它体现为人的自由意志，而且这种自由意志可以为自己制定行动的法则。

这是中国的心性所不具备的，它不具有这种超越的、自己制定行动法则的意思。

这一点王国维在他的《释理》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搞混了。

他在《释理》里面讲：“言语者，乃理性第一之产物。”就是说言语啊，说话是理性的第一个产物，这个当然不错。

他说：“此希腊及意大利语中所以以一语表理性及言语者也。”就是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用一个词来表示理性和言语。

他没有说什么词，我理解就是“逻各斯”。。。

逻各斯，’既是说话，又是理性，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理性。

这是王国维在这里讲的一个西方的事实。

但是紧接着他就说：“此人类特别之知力，通古今东西皆谓之日t理性，。”这就有问题了。

他说这个是人类特别的一种认识能力，古今东西，古今中外都把它称之为“理性”，都是一样的。

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所谓的这个言语和理性用一个词来表达，这只是西方的特点，中国没有。

中国的“理”和语言毫不相干，甚至于是完全对立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二程”中，程颐有一句话，他说“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

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就是说凡是实理，凡是真正的理啊，“得之于心自别”，就是你在心里面得到了，你自然会分别出来。“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如果说耳闻的和口里说出来的，那么在心里面其实没有见到。

这个理你如果能够说得出来，那你就没有体会到，你如果体会到了，你是说不出来的。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理、天理、实理。

实理是得之于心的，得之于心你自己就可以分别，但是你凡是耳闻Vl道的，那就不是实理了。

这是程颐，程颢那里也有，他说的更明确，他说： “吾学虽有所授受，，，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授受，有人教授，有人教给我，我是接受别人的教导；但是，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的学问是老师教给我的，但是“天理”两个字是我自己体贴出来的，不是教给我的，不是我听来的，是我自己用心体贴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天理决不是通过言语和逻辑能够说得出来、推论得出来的，而是凭直觉体悟到的，中国的天理是直觉体悟到的。

王国维的这样一个混淆，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混淆，比如说：胡汉民。

胡汉民就认为：宋儒把名教归人了理性。

但他这个理性是现代的理性，不是中国古代的理和性，他把它们混为一谈。

贺麟把康德哲学称之为“即心即理亦心学亦理学的批导哲学”，把康德哲学跟中国的心和理、心学和理学融合为一体，融为一炉。

所以陈康很看不起这些人，就是说这些人老是把不1司的东西煮成一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