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你能不能指出来?你谈的这个，你所引进的这个外来语，这个概念，这个名词，跟中国本土固有的那种理解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几乎是每次都要碰到这个问题，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棘手，难以对付。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生思维的习惯、惯性还在。

我们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经常就是这样的，找一个西方的什么东西来跟中国的什么东西来比较比较，来拉拢拉拢，这就是一条捷径啊。

很多论文是这样写成的，走捷径呀。

好像很新，因为你总能拈出有某个问题是人家没有把它放在一起来谈的。

西方人是绝对没有这样做的，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东西嘛，中国人这样做的也不多，相对于面临的大量问题并不多。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表面的，要更进一步，就是要挖掘出背后的差异。

那这十个例子呢，我大体上是按照时间来安排。

首先是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我称之为“选择性的接受”。

严复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他就有选择性。

这是我们近代一百年以来，可以说是思想引进的开山之作，就是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

很多思想上的斗士或者是革命志士、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哲学家、研究的学者，都是在当时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因为这是最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新的，当然在西方已经不新了。

19 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经提出来了，在严复那个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才把它翻译过来。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严复把它翻译为《天演论》，他依据的原本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上堂课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这要提到的就是说，“进化论”的思想或者说是“天演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里面，是有它的根基的，我们不要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

当时的人以为完全是新的东西，我们引进了一种新思想，给我们以巨大的震动，振聋发聩。

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典籍里面已经有它的根基。

比如说，儒家的“公羊三世说”。

比如说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作为他的理论的根基，再用康德的天体演化论作为辅证。

所谓“三世说”就是说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历史是这样上升式地发展的。

最开始是天下大乱，然后呢到升平世，有一个人来管理了，歌舞升平了，最后呢，达到太平世，大同世界。

大同思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早就有这种思想，当然我们以往的理解都是朝后看的，或者说是朝以前看的，就是回到古代。

大同世界是人类的起点，远古时代就是天下为公的楷模。

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倒退式的历史观，从三皇五帝以来，我们整个历史都在倒退，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古代就好了，回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包括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天下为公”嘛。

那么除了“公羊三世说”以外，还有墨家的这个“尚力论”，崇尚力量。

像墨子讲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

就是说要强，要自强。

一个国家要自强，如果不强的话那就会乱了。

强呢就会天下大治。

所以首先要国力增强，尚力。

进化论被中国人理解为就是尚力嘛。

就是说你要是不自强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弱肉强食，我们像动物界一样，在这个人类社会，国家之问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关系，所以要自强。

韩非子的变法思想就更为明显了。

韩非子早就有变法思想，韩非子讲，“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转”就是说立法，法家讲立法，要法治，要法律嘛，但这个法律要根据什么来订呢?与时俱进，“法与时转”嘛。

我们今天讲 “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早就讲了“法与时转则治”，天下就大治。

你这个法律要根据时世，根据时代，根据改变了的历史条件。

所以韩非子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

就是先王有什么可值得效法的，先王已经过去了，先王的那些圣法经传呀再好，它也是过去了的东西。

它适用于过去那个时代，但是不一定适用于今天。

所以呢，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要按照今天的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来改变自己的法制，改变自己立法的内容。

这就是“变法”的思想，韩非子早就有。《易传》里面也有 “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穷则思变嘛，变才能够通呀。

要变化，要跟上天时。

读《易》你要“知时”，就是要知道这个时运、时代、时机，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讲，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时机，要“抓住机遇”等，这在《易经》里面都有。

就是一种要变异、要自强，要改变自身，跟上时代，否则就会落伍的观点。

这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并不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那里来的。

在西方呢，在达尔文以前有康德的“星云说”，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

在西方，这种思想当然还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对康德“星云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就是说从此以后呢，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宇宙的发展，它是变化的，它不是静止不变的，永恒如此的。

它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变化，这个宇宙是形成起来的。

所以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现在译作《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这样一种东西跟进化论呢，里面当然有一种思想的联系。

在严复和康有为的书里面也都提到了康德的“星云说”。

他们虽然认为这是完全西方来的东西，是新思想，但是其实跟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密切的联系。

康有为是比较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公羊三世说”，《易传》里面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康德“星云说”都混在一起。

这个是中国人在理解进化论的时候，他有一个先理解，一个前见，一个先见。

从解释学的立场来说，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你肯定是要有先见的，不管你意识到也好，还是没意识到。

但是先见在一定的时候要反思。

先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以后，你反过来要反思，要知道你原来有些什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