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违背和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空想和反动的。社会革命的目的只能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再次自我否定(否定之 否定)来实现,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提出。
所以关健便在于,分析劳动异化的现状、结构和根源,探讨劳动的异化和抽象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以及它如何才能得到扬弃。 这是国民经济学所未能做到的。马克思则指出,“现有的经济事实”已证明:“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 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6〕。其后果便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27〕。劳动是劳动者现实地占有感性自然界(对象)的过程,但他越是劳动,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不是属于他的,甚至他自己 的肉体必需品也越是不属于他,他成了他自己的对象的奴隶。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2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的结果”〔29〕。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劳动的自我异化,它比劳动产品的异化更深一层,即不仅是主体和对象的对立,而且是主体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离异。 它表现为人在这种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感性的活动中“否定自己”、“感到不幸”,感到不自由和被强迫,因而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是对人的感性的消 灭,只剩下动物机能。至于劳动的这种自我异化的根源,《手稿》只在后面的[需要、生产和分工]部分有所提示,即归结为劳动的自发性的分工,但并未展开论 述。直到次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重点论述了分工的问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问题,这才解决了劳动异化真正的、内部自发的起源问 题〔30〕。
基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两个经济学的事实,马克思又推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31〕,即哲学上的规定。在这里,所 涉及的已不只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而是作为人的本质(类本质)的劳动概念,劳动异化被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来考察。从这一角度上看,异化劳动所涉及 的就不仅仅是物质的事实,而且是意识的和精神的事实了,因为人的本质是精神和物质(肉体)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界有双重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整个自然界“都 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上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实践的一部分”;“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 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32〕。所以,异化劳动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相分离,使之成为抽象空洞的、非感性的、不自由的 谋生活动,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在特定时代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更是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否定人、否定人的类本质的消极意义的现象。这是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家 都没有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因为他们都“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33〕。
马克思则认为,一旦把劳动者看作是人,便会看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不应当仅仅是人的谋生的手段,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创造生 活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体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34〕。当然,人 在这种生命活动中也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间接性关系,他不象动物那样只生产直接需要的东西,而是“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然而这种间接性毕竟是回复到直 接性的:“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5〕。因 此他能随时随地用内在固有的尺度衡量对象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36〕。异化劳动就在于将人“化分为二”之后,就切断了双方的直接联系,使之对立 起来,这就“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37〕。于是,不仅每个人都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了,而且每个 人都与其他人异化了。人被物化的结果,即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与他人的相通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上述劳动异化的哲学分析、特别是人与自己的相异化导致人与人相异化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私有制;但私有制本身并非劳 动异化的根源,而是它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宿”,因为“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却无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 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38〕。但正因为存在着“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也是异化劳动之源这一表面现象,所以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们便不断地幻想通过 “废除”私有财产来消除异化,但异化却总是愈演愈烈。“直到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才暴露出私有财产不是某个可以任意规定和取消的,而是劳 动的外化或者说劳动实现出来的必然产物和必要手段。马克思强调说:“这一阐发使迄今未能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说明”〔39〕。而这正是对以往空想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点。
三、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是从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批判入手,而深入到对傅立叶、圣西门和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 想的彻底批判的〔40〕,因为这里面有某种一贯的,合乎逻辑的结索:“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路”〔41〕,空想共产主义的原则不过是它们要 废除的私有制原则的普遍化和彻底化而已。因为蒲鲁东和空想共产主义者都只是从私有财产的“客观方面”即外在方面来考察,要么试图通过平均工资来取消资本 (蒲鲁东),要么把资本主义生产仅当作农业生产的补充(傅立叶),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