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首先通过抽象、异化而把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对象性置之不理，至多在抽象异化的形式中用逻辑理念冒 充感性现实；真正彻底的批判则要求追溯这种抽象或异化的感性现实的根源，即追溯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思由此发现了人的感性活动（实 践、劳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的本质倾向。
所以马克思指出：“既然《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虽然在现象学中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它里面就潜藏着批判的一切 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的和成熟的形式”〔16〕。例如，他“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17〕。正如国民经济学将异化劳动宣布为人的本质，黑格尔也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其消极方面，只知道并承认抽象的精神劳动；但他毕竟以抽象 的方式为马克思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提供了哲学前提。“因此，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辨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 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换言之，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的，类的力量，“而在这首 先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19〕。能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劳动及其对象化和异化——异化的扬弃——人，作为类的现实的人：这些在马克思 和黑格尔那里都同一层次的概念。
不同的是，黑格尔只在异化范围内扬弃异化。他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异化劳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异化了的人——思辩哲学家，其最高的类的现实 性则是高踞于一切个体之上的绝对精神、上帝。马克思则直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通过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分析看出，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对象化和 异化的本质倾向，而且具有扬弃异化、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或感性本质这一必然前景。马克思由此建立了实践唯物论的基础，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能动活动。这样 活动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0〕；它建立于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即感性的人）的自然力、生命力之上，但又不止于直接的自然 状态，而是通过“历史”，通过“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过程”而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21〕。可见，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马克思带到了对人 的直接的对象性活动、感性实践活动即劳动的深入研究，而这一研究（通过费尔巴哈）给他提供了对古典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本立足点。
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题，概述和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重大贡献，并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深 刻的哲学意义，即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意义是经济学家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而只有现象描述的，他们甚至把这种异化视为国民经济学努力追求的最佳理相 状态，尽管同时又承认这是非人的状态。
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课题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即工资（劳动者）、资本（资本家）和地租（土地所有者），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关系正处于 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的现状。早期重农学派（从魁奈到亚当?斯密）还立足于地租来为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原则作辩护，论证地租与工资、资本 的一致性；到李嘉图等人则倒过来了，即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将地租作为消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一般因素和环节来看待了。对土地本位的固执无论带有多 么美好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终将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资本洪流，土地仅仅成了各种资本中的一种，它的自然性质被物化劳动所取代或“换算”，社会经济运动归结 为劳动（工资）和资本的对立。
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首先是建立在二者同一的基础上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2〕，即物化劳动；但它反过来又使劳动成为自身的一 个手段，成为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资本的目的和本质就是要榨取劳动，使劳动非人化，与劳动相对立。但这不光是资本的罪过，也是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罪过。 正是这种劳动自己使自己非人化，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异化。因此劳资对立的根源并不在双方外在的、偶然的关系（例如，并不取决于某个资本家的恶意和歹 毒），而在于劳动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和异化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性，它表现在：人的劳动（本来是感性的、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成为了国民经济学意 义上的“抽象一般劳动”。正如黑格尔用抽象一般的自我意识冒充人的本质，国民经济学也用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自由活动，从而得出了“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 样”〔23〕的观点。但抽象劳动或劳动之被抽象毕竟不是某种人为的结果，而正是劳动本身的内在本质的展开，因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的。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普遍 交往的时代，劳动的这一社会本质便会日益纯粹化，“社会一般必要劳动”便会使“具体劳动”大失光彩，交换价值便会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金钱、货币便会成为 一切劳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和衡量尺度。
针对这种现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1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4〕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看出，这将导致人类发展达到其异化的极致，且只有在这一最 彻底的异化中，伴随着人类的巨大痛苦而产生出巨大的生产力，才能为异化的扬弃创造条件。“（2 ）……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25〕蒲鲁东等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搞工资平均 主义，以道德化的批判来解释贫富悬殊的矛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