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有的，相当于海德格尔作为“此在的基本机制” 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 Welt—sein，或译“在世”）（注：“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只有当存在者本来就具有‘在之中’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种存在者的‘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出来了，这种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8页。）。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首先是物质生产”，他对此的解释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环节，物质生产不是单个人对外在自然物的一种操作（这种操作能力从生理学上来看几十万年以来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它是非历史的），而是一个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辩证系统，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由这种观点来看，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但要注意的是，首先，“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时间，能动的时间，即“感性活动”。这样，历史也好，感性也好，时间也好，都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实践。其次，实践也不能被曲解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即类似于动物性的筋肉活动、体力的支出，至少不能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当然，实践离不开肌肉运动的操作，马克思把这称为“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但从这种简单的抽象真理是永远解释不了生产的社会性的。所以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把“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12页。）。对于这种劳动，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提出要“消灭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劳动的这种纯物质化或“物化”决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点，正相反，它是与宗教幻境相当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点：“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劳动及其社会性（社会关系）的物化特别体现在时间的抽象化、标准化上，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在这方面，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时间（和空间）为绝对原则的皮亚杰（Jean Piaget ）的发生认识论只能为古典的国民经济学提供注脚，是无法用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的。

最后，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话，也就与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区别了。恩格斯曾指出，作为 “逻辑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是以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为“直接的理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页。）。既然历史是人的自由的感性活动、创造活动，它就具有一种能动的“自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性质；而自否定正是辩证逻辑的核心和本质（注：参看拙文：“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年，第6期；及“自否定哲学原理”，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所以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辩证法就是实践论，唯物辩证法就是实践的本体论（或实践的存在论）。总之，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全都立足于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

显然，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立场，从“工业”中感性地直观到人的心理学（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形成的对象性的此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面前的人性的心理学”，参见同上书，第80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并由这种心理学出发直观到人的本质，从个人中看到社会，从感性中看到类，再以此为标准来考察和描述整个历史，发现了资本主义异化的秘密——这种人学方法论与现象学的方法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诸多相似之处（注：具体可参看拙文“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今天我们许多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人正由于缺乏现象学的维度，便失去了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线索，最终不能不落入旧唯物主义和还原论中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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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楼说”的误区与艺术的定位

20 多 年 前读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读到绪论中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节，曾思绪联翩，深感苏联哲学界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大有问题。朱先生对这些问题具有非凡的哲学家眼光和扎实的学问(包括外语)功底，他的一番“清仓查库”式的分析使我大开眼界。当然，我并不认为朱先生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基本上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使我对这些平时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容怀疑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其中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社会结构的划分。现在朱先生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却是不能不加以澄清的，如果可以作出合理的说明，我想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

一种最常见的现象是，国内理论家们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某种(由朱先生指出的)似是而非的翻译，按照俄国自普列汉诺夫以来所形成的偏见，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一种“三层楼”结构，即:最底层是“经济基础”，其次是“上层建筑”，最高则是“意识形态”，以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