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判断、推理都置于社会实践的不断重复、验证、丰富、淘汰过程中来理解。显然，这里面蕴含有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思想因素。毛泽东后来由此阐发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语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按颜师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后来曾国藩归结为理学的“即物穷理”。毛泽东曾用一句通俗的话将这一原则表达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于《矛盾论》，那么其中对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兵家中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则更是十分明显的，但采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术语，从而使传统朴素的辩证法上升到了系统性和普遍性的高度。其中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和对抗的关系等等的分析尤为细密，且有大量的活生生的事例(有许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作根据，以此来体现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总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也是极富个性的，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宝库。
然而，真理总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正确的学说，即使是在实践中导致了巨大成功的学说，也都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顶峰”，而恰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两论”的哲学思想由于大量吸收了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适应于当时那个大部分还是传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践，因而
获得了成功；然而，当时代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当民族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向经济和
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时，有些提法就显得不适合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实用主
义在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曾经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共产党夺取
政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如同几千年传统那样，建立又一个封建王朝，而是要彻底结束一切不
民主的制度。如何建设一个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新社会，这对于已经获得政权的共产党人
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任何人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认识
和经验的不可分的一面，而忽视了理性认识在一定阶段上超越狭隘经验及具体实践的相对独
立性的一面，就显得偏颇了。这种偏向很容易把过去的经验绝对化，而对未来的经验缺乏系
统理论的超前指导。另外，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历来都是强调“两个东西”(矛和盾)
的相互冲突，而忽视了“一个东西”在自我否定中自己与自己的冲突，因而即使有“无限可
分”的学说，最终仍有可能落入外部冲突的形而上学(参看拙文《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毛泽东正是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排除了自我
否定、否定之否定这种西方辩证法的重要元素(马克思所谓“否定性的辩证法”)，这就使一
个开放的向上发展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原地循环往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以永远保持原来
的“纯洁”的封闭思想了。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错误正是由这样一些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受到
的局限导致的。
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走上发展道路的20年。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一种曾经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中树立自己的威信的理论没能预防严重的“左”的错误?为什么一种一度被视为“狭隘经验论”的学说不能阻止狂热的造神运动和“大跃进”的“浮夸风”?为什么越是让人们“洗脸洗澡”、“触及灵魂”，人们变得越虚伪、越残忍?理论界在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其规模之大，切入问题之深，决不下于世纪初的五四启蒙。人们开始摒弃苏式教条主义和许多约定俗成的简单化的解释，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文本，才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甚至视而不见的。如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问题，人的本质和自由问题，存在问题与时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严格地从理论上来分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很难有东西可以比附的，倒是能够从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找到它们的根源。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就是认真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来源，以便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摆脱我们由中国传统哲学带来的某些在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误读。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还高度关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思路，力图将它们吸收为自身的营养。尽管这方面的成就还不大看得出来，但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主义放到全球范围内，既注意它自身的传统承继关系，又超越一切文化包括中西文化的隔阂而对它作一种纯理论的普遍性探索，从而使它的视野大大地扩展了。
上述第四个阶段表面上看似乎又回复到了第一个阶段的某些特征，如大量地翻译和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常常甚至表现出某种猎奇求新的偏向，但其实是向更高层次的提升。这种提升表现在：一是比较注重外语原文的表达，许多学者还建立了与国外学者的直接交流关系，力图引进“原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注重对这些哲学与整个西方传统的思想牵连的清理和追溯，不是急于将外来思想“中国化”，而是更注意这些思想的“陌生化”的思想锋芒；三是与中国的特殊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更关注这些思想与全球性现实问题的密切联系，因而摆脱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