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的浪潮。正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新进的西方哲学思想，就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激进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如饥似渴地引进到中国的思想界，并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

　　然而，正如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传递都必须通过本民族文化视域的“先见”才能完成一样，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也不能不首先采取以中国传统哲学中与之相当或相应的范畴和思想来进行解读的方式。当然，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来说必须经历如下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在每个具体的时期、甚至同一个人身上又往往是交相重叠的：

　　1)教义传播的阶段。任何思想的传播最初都是直接地“拿来”，即翻译和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翻译和介绍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和应用性，表现在最早所翻译的文本大都是一些简明扼要的、通俗化的读本，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

》、《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译本)等，以及苏俄这个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节译本)等，再就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手资料，如考茨基(德)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英)的《社会主义史》和郭泰(荷)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与此同时，大量介绍与宣传鼓动性的文章和论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浪潮，如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和《社会革命的商榷》等等，内容主要偏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学说的介绍和讨论。显然，在那时社会上流行的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的，也是最切合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变革的需要的。当时，前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鼓舞，后有“遍地干柴”的危殆国情的推动，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感到马克思主义是从天而降的利器，从而以极大的热情对其中的基本原理加以传播和学习。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时期还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人们还未来得及看出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2)理论融合的阶段。从根本上看，应当说一切文化的接触和碰撞都已经是融合的开始，即使是简单的翻译，就已经无形中渗透了本民族文化的原有视域和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因此这里所说的理论融合作为一个“阶段”，只是相对而言的，意味着这种融合已进入到了自觉和深入的层次。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事件，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发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受到过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心学、实学的深刻影响，崇拜过孔孟、程朱陆王、顾炎武和曾国藩。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之下，他也吸收过一些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因素，但都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印证和融合中来理解的。然而，比起这些哲学思想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更多的类似和重合之处，如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向往等等。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浸润既深且广的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致力于把获得的新思想与已有的思想积累融会贯通，努力铸造出一种他所理解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可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当时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远不只是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显然是最具有这种融合意识的人之一，他在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后，即以船山学社为基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出

于一种理论上的习惯和喜好，而是与他极其重视理论的实际效用分不开的。他曾自述当年读

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发现：“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

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进入了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3)个性形成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起来的，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中国哲学特色。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注重直接实效，尤其是人际关系上的实效，即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儒、道、法、墨、名、兵诸家皆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实践性，但那是以科学性作为其理论前提的，中国哲学重实效的政治实用主义则是其无条件的出发点，由此而总结出的某些可操作性的规律(“孙子兵法”、“刑名法术”、“人君南面之术”等等)则是技术性的，上升不到科学的层次；不过两者在理

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却的确是不谋而合。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经验派”才逐步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并最终战胜了始终停留于上述第一阶段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总结这一过程的结晶便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曾在《略

论〈实践论〉中对认识过程的划分》一文(载《求索》1984年第6期)中认为，马克思提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现实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之后，列宁进一步提出这一标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而毛泽东《实践论》的独特贡献则可以归结为 “实践伴随、决定和统一着人的认识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论断，从而上升到在认识论上使实践观点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它不仅把感性认识，而且把理性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