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连诗本身都成为“害道”的勾当了。“乐”暴露出它只能是涂抹于固有伦理框架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涂料这一本质事实上，魏晋以降，在知识阶层中，取儒家自由感而代之、或至少是排挤了其统治地位的，已是道家的自由感了。

道家自由感与儒家自由感想比，其特点是超脱。

不是温静平和，而是虚静放达，不是温柔敦厚，而是纯真自然。

老子贬斥那些超出自然需要之上的“五色”、“五音”、“五味”，提倡“见素抱朴”，推崇“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主张“涤除玄览”，超脱世俗。

孔子已把颜回的安贫乐道视为人生态度之楷模：“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道家则进一步把“哀乐不能入”当作最高的人生境界。

庄子特别强调人摆脱自己的情感束缚而“游”于天地之间：“上与造物者游，而下160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是“真人”、“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这种“超人”正是庄子人生理想的反映。

庄子超尘绝世，摒弃哀乐，但他也并非完全不讲“乐”。

庄子外篇中提出一种“至乐”，即“无为之乐”：“吾以天为诚乐矣”，“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圣人”，并羡慕鬼魂无拘无束的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无为而至于死，乃是最大的乐事，这与老子所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亦是一致的。

但应当注意的是，庄子这种说法与叔本华主张死是一切痛苦之解脱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庄子并不想弃生求死，相反，他是要“养生”，“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他羡慕死的快乐，只不过是想要“齐生死”，以死喻生，认为人要能达到无知无欲、不喜不哀的死的境界或虽生犹死的境界，就能够成为“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的“至人”。

要之，庄子的自由实等于自然，无为也就是任其自然，即“莫之为而常自然”的意思。

体验到自然无为之道，就获得了自由感，成为了圣人：圣人之行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去知与故，循天之理。

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其寝不梦，其觉无忧。

其神纯粹，其魂不罢。

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动心”或“无纷扰”状态，它比之西方古代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所孜孜以求的超然境界要彻底得多，因为它一开始就去掉了一个引起纷扰的罪魁祸首——自由意志，不是靠强有力的刚毅、忍耐和怀疑精神来达到不动心，而是通过化解自身，将自身融于万物之中而造成“无心”、“心死”或“无可动心”的状态。

无意志的自由——这是道家自由感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佛家自由感则呈现出另一番风貌，但究其根本，与道家实大同小异。

佛家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数百年的被同化、被消化和被改造的过程。

161至禅宗可以说是告一段落。

这一过程受到道家和玄学的交互影响，逐渐脱除了印欧文化带来的“罪感”痕迹，弥合了天人之际的距离，成为典型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真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这里无法详细分析这一文大融合的过程。

我只想指出，从自由感这一点上来说，由佛教的传入到中国禅宗的产生，正是一个西方自由感逐渐失去其禁欲主义的罪感色彩，最后消除了自由意志的阻隔，而将自由化归自然的过程。

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凭两首偈语成为五祖弘忍的衣钵传人的著名故事，所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传说弘忍的大弟子神秀，本已内定该继承弘忍的衣钵。

弘忍命众僧作偈，以为最后定夺。

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慧能的偈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终得五祖私授衣钵。

很明显，神秀的偈把外界现实生活视为污秽不堪的“尘埃”，主张通过刻苦修行、禁欲、禅定的“拂拭”工夫来力排外界干扰，保持心灵的清净，这恰好保留了印度佛教内心与外界二元对立的残余。

然而，通过自由意志的艰苦努力来消除和逃避现实生活的苦难与烦恼，这不是注重现实的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这还不同于儒家的修身养性和慎独工夫。

儒家是保持和培养已有的“善端”，使之如盆景花卉般纳入“礼”的形式；神秀则要排除一切外界杂念，历尽痛苦取消人的现实性和世俗性，向着“万法为一”的彼岸跋涉，具有与西方基督教相近的特色。

慧能的偈则首先就去掉了心灵的实体性，将它溶入了普遍的“佛性”，这就取消了内心“明镜”与外界尘埃对立的可能。

后世将慧能的偈后两句记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虽有可能是伪作，但更为明确地点出了慧能作偈的真精神，对后世影响反更大。“本来无一物”，当然是指本心无我，“犹如虚空，无有边畔”，无从拂拭，也用不着拂拭。

自性即佛性，佛性即自性。

然世人皆为万法所拘，妄念所迷，又如何能识得本心呢？

慧能提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顿悟”。“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

在这里，众生成佛的漫漫长途被压缩为一点，此岸、彼岸的遥远距离被一笔勾销，出家与在家仅在一念之差：我们以清楚地看出，西方（印度）天人相离的文化模式是如何转变成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的。

慧能一派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正宗，不能不说与此有本质上的关联。“顿悟成佛”唯一还保留了西方文化模式影响的痕迹的，便是“悟”162本身毕竟是区分尘世和出世的一个关节点，它形式上还是作为一种个人的自由意志横介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类似于中世纪基督教中“信仰”的作用。

然而这也只是形式上的。

当慧能将沉沦与解脱全系于一瞬间的“悟”之中时，他表面上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