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恩赐。

我屈辱地拿着两分钱的甘蔗，两眼含泪逃离了那个可诅咒的地方。

我满心羞愧，仿佛自己真的说了谎，仿佛那句“我从不说谎”的话就是最大的谎言一样我没有说谎，可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说谎。

我发现，像我这样自认为诚实的人，事实上也是具有可能说谎的，“不会说谎”的保证是空虚的、无根据的。

我一直以为，诚实是我的天性，但那个老婆子使我明白了，任何人都有可能说谎。

我不能以我的天性证明我没说过谎，相反，我要不断地、小心地用我没有说谎来证明我天性洁白无暇：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变得无限艰难了。

意识到一切人（包括自己）都有可能虚伪，因而都有可能被看作虚伪，这是真正的真诚观念的萌芽。

不会说谎是愚笨，不愿说谎才是诚实。

真正的真诚是一种选择，它背后有一个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但真诚的人选择了真诚，并将它表演了出来，对别人，也对自己。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人要能选择真诚，必须知道什么是真诚，就像一个演员要知道他所表演的是哪一种角色才“进入角色”一样。

而“说真话”（不说谎）并不一定是真诚。

向法西斯说真话，是出于恐惧和卑躬屈节；而对癌症病人说谎，却是出于医生的慈悲和人道。

人世间的真真假假，除了真诚的愿望外，还要有阅历和经验，才能得清楚。

当一位青年从白雪公主和大灰狼的童话世界走出来，一下被抛入一个二次方、三次方的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时，他陡然很难分清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

相反，由于他的年轻和未涉世故，即使他满怀诚意，他也不一定能说出真话，而几乎注定要认真地说出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在这些大道理中，大部分他将来也许会作为骗人的假话而全部呕吐出去。

尤其是，我们中学的教育似乎就是把学生提到不着边际的空话、假话的云端，然后听凭他们摔在现实的泥地上。

看看电视里的中学生节目，听听他们唱的歌，你会发出“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年龄”的感慨，并回忆起自己当年同样的做作来。

17与个人的成长类似，时代本身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五八年的“大跃进”，六六年的“文革”，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幼稚，这是时代的幼稚。

唯物主义的中国人竟然相信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两千年前即已掌握炼铁术的民族竟然用煮稀饭的方式来“炼钢”，这些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展示了它们巨大而又惨痛的“经济效应”的事实，在后来却以“要算政治账”、“要看本质”的名义被列入了无足挂齿的“现象”。

对政治本心不知反省的这种继续“真诚”在“文革”中造成了进一步的灾难。

无数的人（不止是幼稚的青少年）含着热泪，献出生命，去真诚地“捍卫”一个纯洁的“理想”，到头来发现自己所维护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幻想。

文革已经过去十余年了，今天，人们已经成熟得多了。

但成熟到什么地步，也还是个问题。

哪怕那些从本心上准备开始“只讲真话”的人，那真话的底下，也往往有一层不自觉的假：仿佛过去人们喊“万岁”、叫“打倒”就是出于虚伪，今天只要不再喊，而且忏悔，就可以真诚起来似的。

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既然昨天的真诚已被证明是虚伪，谁又能担保今天的真诚就是绝对的真诚呢？在今天的真诚底下，还有没有什么不真诚的东西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像笛卡尔那样，对自己头脑中的一切（哪怕最神圣不可动摇的）来一次“彻底怀疑，找出一个“我思故我在”的支点呢？但“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那里虽自认为是最后的真诚了，后来却有人证明它包含着某种自欺：“我思”的我与“我在”的我、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在这里已不是同一个我，但它们却装作是同一个我的样子。

这并不是单纯形式逻辑上的错误（否则它就太容易驳倒了），而是反映着自我意识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

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个荒诞：它把自己看作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对象，但它又体验到自己与这个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的；反之，当它与这个对象是同一个东西时，它又觉得自己可以、甚至本来就和这个东西不同，它可以对自己说“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束缚。

自我意识就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也就是萨特所说的“自欺”（mauvaise。

f真oi）诚（即“是其所是”）只不过是自欺的一种现象，是欺骗的我（是其所不是）和被欺骗的我（不是其所是）之间的一个临界点或暂时的平衡点。

可是，这件事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怎么会有可能自己欺骗自己呢？如果他知道自己在欺骗，他不是就已经拆穿了自己的谎言，自欺18也就不成立了吗？如果他不知道这是欺骗，那他就只是被骗，也谈不上自欺。

弗洛伊德企图通过“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区分来解开这一矛盾，似乎潜意识的我欺骗了意识的我，我于不知不觉中欺骗了我自己。

但这只是回避了问题。

因为意识和潜意识并不是出于同一水平上的“我”，正如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也不在同一层次上一样。

自欺只在同一个意识的层次上发生，是同一个自我意识的自相矛盾。

这种自相矛盾也并非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现象，而正是人的自我意识本身的存在结构。

要揭示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日常生活中的失眠为例。

对于有些人来说，失眠是一种可怕的绝症。

真正失眠并非出于对某件事情的焦虑（这种失眠是暂时的，也是容易排除的），而是一种面对空虚的存在所感到的焦虑。

在这种失眠中，人被逼到了绝境：他存在着，但这种存在无任何意义，它就是虚无，但徒具着存在的形式，这空洞的形式对他形成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一种无休止的折磨。

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存在大概就是这样（如亚里斯多德所设想的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因为一切具体事物在上帝面前都等于零。

经常失眠的人往往是那些过分认真、过分敏感、不愿有一点自欺的人。

他想要把真诚贯彻到底，他直面着夜的空虚，他执拗地攫住自己的存在，而不愿抛弃自己的存在，哪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