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当的，逻辑上是倒因为果的。

而在现实中，对必然的认识固然也给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手段，但往往也导致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如果人们把这种认识本身就当作是已经到手的自由的话。

宿命论者就经常以事情的不可避免性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

对必然的认识可以鼓舞进取者的勇气，也可以成为怯懦者的借口。

在失去自由的前提下，对必然的认识只是囚犯对铁窗和电网的认识，知识的获得也会成为强迫式的机械的学习。

对自由所作的另一种流行的误解是，认为自由可以定义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人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确切定义。

然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本身规定为“自由自觉的141活动”，这种自由的生命活动也不仅指生产劳动，而且还包括精神活动，如科学和艺术活动。

并且，生产劳动一旦孤立地成为谋生的手段，它就成了“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就丧失了自由的特点，而成为“掉转头来反对他自身的、不依赖于他的、不属于他的活动”了。

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自由不仅包括现实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另一方面生产实践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不自由的：自由与实践只是两个在外延上相交的概念。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异化劳动之所以失去了自由的特性，成了一种不自由的生产活动，是由于它失去了自由感，而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因而是虚假的类生活：首先，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

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

劳动者在他不劳动时如释重负，而当他劳动时则如坐针毡。

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

私有财产使“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即拥有感所代替”，人的感觉的丧失就是自由的丧失。“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马克思由此提出了恢复人的自由感觉、使生产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历史任务：“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另方面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来说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他还指出：“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废除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变成了人的”，所以“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的自由特性仅仅在于从生产劳动142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没有这种感觉的丰富性，生产劳动就会成为异化的、不自由的。

任何自由，不论是认识的自由还是实践的自由，一旦失去了自由感，就都是不现实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追问自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回答：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感”。

当然，这不是对自由的定义，而且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同义反复：自由就是你自己感到的自由。

但它对于排除一切对自由的抽象定义仍有某种帮助。

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人类思想对自由本质的探讨，我们就可以说，西方人从古代直到近现代对自由本质的一切规定，实际上都还没有触及到现实的自由本身，而只关系到自由的前提，如任意、选择和自律都只是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却非充分条件。

相反，中国古代从来不对自由概念作抽象形而上学的探究，停留于对自由感的诗意的描述，似乎倒更接近于对自由的直接心理感受。

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感，也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心理学上的直接感受，而是在意志的自决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某种哲学或形而上学上的感受，如马克思所说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

真正的自由感的获得是以对自由意志的自我体验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主观幻想在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中驰骋，则心理上的自由感受就会蜕变为阿Q式的自欺。

西方人对自由概念的全部抽象定义的探讨都并没有白费，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引导着人们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由本身的意义，使人具有了足够坚强的个性和人格来承担起自己的自由。

西方自由概念发展的两大阶段，即自由意志的任意性和自律，正是真正的自由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尊严感得以产生的前提。

如果说，任意性只是自由的可能性，自律是自由的必然性，那么自由感就是自由的现实性。

可能的自由和必然的自由一旦离了自由感，就成了不现实的；反之，自由感一旦脱离了可能的自由和必然的自由，就成了一种仅仅是主观心理上的现实性，即幻觉的现实性，正如画饼充饥可以现实地使人馋涎欲滴，却不能现实地充饥一样。

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根本的二元对立。

因此，毫不奇怪，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中心话题已从自由的基础和条件转移到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感上来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西方非理性主义和“诗化哲学”的强大思143潮所反应出来的，无非是人不满足于对自由基础的规定，而努力对自由感本身的追求。

有人指出，近代和现代的区别在于，近代是发现人的时代，如文艺复兴就是对这个新发现的人的一曲自由的颂歌，笛卡尔哲学所提出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