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色”，本来都可以不犯罪。

俄狄乌斯忏悔的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了犯罪行为，巴老忏悔的是自己“违心地”干出了卑劣的行为。

俄狄乌斯忏悔自己“干了什么”，巴老则忏悔自己本应当干而“没干什么”。

俄狄乌斯的忏悔代表作整个人类本性，巴老的忏悔却只代表他自己或特定“我们”的一时不坚定、不诚实、不纯洁的意念，他不是对自由意志的忏悔，而是对自己没有行驶自由意志的忏悔。

这种中国式的、不彻底的忏悔意识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艺术表达。

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是饥饿和性，而是忏悔、忏悔、再忏悔，净化、净化、再净化。

饥饿和性饥渴只不过是引向忏悔的工具和善功，一旦忏悔完成，净化实现，自己获得了道德上的“完整的人格”，于是饥饿被忘却，女人被抛弃，从前所受的磨难就会成为一枚标志自己的改造诚意和苦难历程的功勋奖章。

因此，小说并未真正达到人性忏悔的深度，反倒给人29一种处处美化主人公、为之辩白和辩解的印象。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健忘？并非因为中国人的忏悔不痛苦、不真实，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忏悔不带普遍的人道性，因而不是真正的忏悔，它总是和某一具体行为、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相联系，而不触及人共同本性、人自由意志或本心。

因此，只要时过境迁，一切又都复原了，主人公终于踏上了“红地毯”，生活中又充满了阳光，人与人的关系又重新变得融洽和美好，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张贤亮小说的忏悔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这种忏悔意识。

人们竟没有发现，这种在今天被用来批判“文革”那场“浩劫”的忏悔意识，实际上正好就是“文革”借以发动起来的意识形态根据。

其实，整个“文革”可以看成全国、全民族的一次最的“忏悔运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揪出“走资派”，都有一个堂皇的借口：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机器更纯洁，使我们的干部更真诚，使我们的人民“拒腐蚀、永不沾”，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假恶丑”，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真善美”。

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记忆的话，大部分人（当然指“文革”的过来人）总该记得，当年“向党交心”、交日记、交书信，自我揭发、“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在群众大会上痛哭流涕、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都绝对不是虚情假意。

应当承认，从直接的心理体验上说，他们多半说的都是真话（承认这一点，在今天比承认它们是假话更令人难堪百倍！），而且真得不能再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通过使自己袒露出或激发出赤裸裸的真诚来获得做人（或“重新做人”）的资格，这是一件涉及到自己的根本问题的及其严肃和严重的事，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敢开半句玩笑！当然，这里所谓的“说真话”，并不是指客观上“真实的话”，而是指“真诚的话”：人人都在真诚地说着不真实的话，并且在真诚地、出于一片“好心”地逼着别人（“帮助”别人）说真诚的假话。

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自欺，如同催眠和梦游症一般以假为真，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说话内容，而是说话的态度。

我们该忏悔的并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

由此可见，现在把一切问题归结到是否有勇气“说真话”，似乎只要人人本着良心说真话，就可以避免那场“浩劫”，或至少维持自己人格的一致，这种幻想包藏着某种隐蔽的危险。

它并未超出文革赖以发生的传统意识的思维模式，并且掩盖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从来都不是靠少数人的诡计、而正是靠千百万人的真诚来维持的，当人的素质极低、人格的独立性尚未达到自觉的30时候，罪恶永远也不会缺少真诚的或自以为真诚的人来为它服务。

老实说，时至今日，我们“说真话”已经说得够了，我们要求起码的“不说话”的权利，即“隐私权”。

没有隐私权，没有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权利，一切真话到头来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

只有沉默的权利才有可能使人的一切话语成为自由的“表演”，成为向真诚的目标迈进的脚印。

沉默的权利比说话的权利更重要。

也正是在这种沉默的权利中，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忏悔意识，亦即把中国传统的不彻底的、因而是虚假的忏悔精神提到普遍人性的水平上来。

这不是一种在群众大会和官方权势面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姿态（这种姿态无论怎样“发自内心”，实际上都是被迫的），而是独自一人的心灵内省，不是那种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表演性、虚伪性和滑稽性的丑陋表演，而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表演，就像一个艺术家沉浸于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欣赏，全不顾他的作品是否能取悦于观众一样。

在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忏悔意识中获得某种启示。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说”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骇人听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被认为有罪！），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有犯罪的主观可能性，人的自由意志中天生就隐含着犯罪的倾向，在此生此世永远得不到彻底的洗刷。

由于有原罪，一切人（不论帝王还是奴隶、盗贼、囚犯）在上帝面前平等。

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基督徒对于达到绝对真诚就彻底绝望了，而是说他们把绝对真诚仅仅看作一种应当热烈追求的希望。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绝对真诚当作预先假定已现实具有的本心、本性，问题只在于如何揭示和发现它、维护它，去掉蒙在上面的灰尘；而这又完全取决于人的勇气、意愿和态度，所以真诚的意愿和真诚本身是一回事（我欲仁，斯仁至矣！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只要愿意真诚，是根本不费什么力气、马上就能做到的（“有一日能用其力于仁者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与此相反，西方人却在现实和绝对真诚之间拉开了一个限的距离。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真诚的意愿，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真诚；真诚意愿的实现只有抛弃现实生活，在一个无限遥远的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