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当人作为“圣灵”而与上帝合一时，才有希望。

这样一来，整个现实生活就都成了不真实的，人的生活意志从本质上就是虚妄的，人之所以权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因为心中怀抱有那唯一的希望人只是31在世上表演。

这样，西方人的忏悔意识就特别具有表演性。

在罗马帝国时代，就盛传着“世界是一个大剧场”的格言。

而在基督教中，上帝端坐在这个剧场的高处，以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监视和控制着演出的进行。

所谓忏悔，就是抬眼向天，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白托人世的罪恶，就像一个演员无权篡改剧本一样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他的灵魂，只有离开人世升往天国，人才能成全他自己。

这种忏悔意识，正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的核心观念，它的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就是所谓“托尔斯泰精神！”。

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些人物，如比埃尔，安娜，列文，涅赫留朵夫，都是一些忏悔者，是托翁本人的写照。

特别是安娜和列文：一个是在沐浴着爱情的猛烈的幸福之潮时，仍然被罪恶感死死地拽住双脚拖向黑暗的水底；一个是在经受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启蒙之后，却为了寻求生活的最终意义，为了不甘堕落，为了真诚，而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厖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

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安娜.卡列尼娜》第八部托尔斯泰直到临终也拒绝向基督教神父忏悔，这并不说明他就没有忏悔意识。

恰好相反，这表明他只向唯一的上帝忏悔，而这个上帝，就是他所理解的善或人道。

这种忏悔不容许有任何他人意志夹杂其间，而是当事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是每个当事人纯粹个人的事。

托尔斯泰毕生怀着一种深重的罪孽感正是这种罪孽感，在他八十高龄时逼迫他出走，使他的死成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32如果说，忏悔是一种在理智上、良心控制之下的情感状态的话，那么，羞愧则更接近某种不由自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情绪，因此它与自我意识本身更直接、更内在的层次相关。

羞愧是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机制受阻的体验。

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发生了不一致、不平衡，主体的我不承认、不认同客体的我：“我怎么成了这样？”这种自我不同一感由于外人的在场而加剧了，因为外人（或社会）正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自我意识无非是把自己当“外人”看待，或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外人的在场使产生羞愧的人更真切地体验到：“别人会怎么看我？”特别是当别人是他一贯认同、熟悉、相互了解的亲戚、朋友、熟人的时候。

一位高考落选青年靠贩卖水果为生，当他周围全是陌生的、漠不关心的面孔时，他满可以泰然自若地和别人争斤论两，好像他祖宗八辈子就干这一行当似的。

可是来了一位过去的同学，——于是他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陌生的眼光与他的客体的我（我的装束、动作、声调）是融为一体的，主体的我这时沉睡着，听凭客体的我去和陌生人打交道。

但熟人的眼光却唤醒了他的主体的我，突出了他的主客体之间的不一致，这一尖锐的矛盾的解决，只能是一方的消失——钻到地下去。

原则上说，羞愧不必实际上有外人的在场，而只要想象外人在场，甚至单是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外人在场，就可以自然产生出来。

对于自我意识成熟的人，独自一人也可以感到羞愧，即所谓“君子慎其独”。

幼儿则很少有这种现象，他们还不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沉思，往往需要个实际的外人（家长、教师）的提醒，才能把主体的我从对象的我中提升出来；他们只在生人面前才感到自发的害羞，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成熟，还没有上升到一般普遍性，只把自己看作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相信自己会被所有的别人认同。

只有在普遍自我意识形成之后，人才不再以惊奇陌生的眼光看待生人，而有可能以惊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个过程一般在青少年时代即可完成。

但中国人常常由于某种原因而将它推延到中年以后，甚至一辈子也未能对自己发生惊异感，而对外部陌生的世界永远抱一种儿童式的胆怯，表现出不知所措的尴尬。

此外，羞愧也不一定单是由于自己作为客体实际上是如何引起，它也可以由于自己作为主体可能是怎样而对产生。

我没有去偷，但我有偷的念头——这就是足以使我羞愧，；我甚至还可能替别人羞愧，这些别人，可以是自己亲近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也可以仅仅33是我同情的人，还可以是抽象的团体（班级、球队、阶级、国家、民族等）。

托尔斯泰写列文（即他自己）动不动就脸红、害羞，多半都是为可能的自己、为别人、为一般人类而抱愧不已。

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家的羞愧”。

这一切，都有赖于自我意识的自居作用，取决于主体的我对客体的我有什么样的角色要求，取决于人的表演性。

羞愧在一定程度上（因人而异）就导致脸红，这最明显地体现了羞愧的表演性。

脸红就是在外人面前拼命地想要把自己的外表变成一个面具，以便使自己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有如蜥蜴的自断其尾。

当我对自己感到羞愧，主体的我不愿认同客体的我时，别人却仍然通过客体的我来把握主体的我，因而在别人的注视面前，我感觉到客体的我似乎被抓住了，无法逃脱。

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住，而企图逃离这个躯壳，于是在内心与外表的界面上，就出现了一种紧张，一种挣扎一种绝望的撕掳，以至于血液涌上了面部；而这种自我感觉反过来又更促进了“被抓住”的感觉，不但是自己被别人抓住，而且是主体的我被客体的我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