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

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6页，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这种"原因"他分析为四种，即"四因"。

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

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

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柢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

由此也就产生出后来科学研究中(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所谓"根据律"(或"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理由的，或任何事物都有其(充足的)理由。

但什么是"对原因的追问"?对原因的追问意味着原因和原因所造成的东西("结果")是不同的，更意味着原因(或对原因的认识)是超越于并制约着结果(或对结果的接受)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宗明义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物理学》，第15页。

就是说，对原因的追问预设了事物和它的原因的不同质和不同层次性，以及二者的隶属关系。

这种预设自从古希腊最初的"始基"(本原)学说以来就被哲学家们模糊地意识到了，它的极端形式则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分离"其实，即使是柏拉图的分离也并不是真正的分离，因为他还是想用理念世界来解释感性现象，与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的截然二分是不同的。。

但只有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意识到了：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自然哲学或第一哲学)的本性。

没有这种追问，一个人也可以是有"智慧"的(如"智者"们所自诩的：Sophist)，但只有这种追问，才把一个人带入了"爱智慧"(Philosophie，即"哲学")。"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种追求，所以海德格尔把"超越"(Transzendenz)视为"根据之本质问题的区域"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159页。"根据"(Grund)，又译"理由"、"原因"。

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民族中，"智慧"的产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爱智慧"却是希腊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

所以我曾断言中国古代有智慧，但没有"爱智慧"参看拙文《"爱智慧"辨义》，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中国古代智慧是实用性的和实践性的智慧，没有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对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体"和"用"的明确对立，也没有要贯通这些对立面的强烈的"爱"和好奇心，只有一种对双方"不二"的直接体悟，和一种"内在超越"的即玄学式的淡然于心。

相反，希腊哲学则在这些对立面之间拉开了遥远的距离，这就为他们对智慧的无穷尽的"爱"的追求展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展开不仅是向四面八方扩展的，而且更重要地是向上提升的。

爱智慧是一种超越智慧的智慧，是一种智慧的自我反思："自知其无知"(苏格拉底)。

这句反思的格言透露出一种求知的意志，一种对自己的"知"永远保持距离的怀疑和不满足的心态，它使人的知识成了间接性的不断超越自我的成果，而不是一个直接呈现而"受用终身"的宝库。

这样，西方的"哲学"本身就包含有一个最深刻的内在矛盾："爱智慧"必须设定所爱的对象即智慧的当下存在(否则就只有爱而没有了智慧)，但却永远不能和智慧合一(否则就只有智慧而没有了"爱")，相反，它自觉地和完满的智慧划清界限，将后者看作自己永远追求的精神目标和衡量自己所达到的精神程度的最贴近的绝对尺度("存在"或"神")。

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动态的张力，其确定的形态就是形而上学。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对人来说既是最近的，又是最远的；他把人称之为"遥远的生物"，认为"唯通过人在其向一切存在者的超越中形成的源始的遥远，向着事物的真正切近才在其中进入上升。"《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204页。

这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例如在埃利亚派那里，塞诺芬尼的绝对的"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就不是任何人所能认识的，它和人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感性事物都完全不同，它"全视、全知、全听"，自己不动而以心灵的思想力推动一切。

巴门尼德认为这个"一"就是"存在"，哲学家的思维和逻各斯则是通达存在的真理的唯一"道路"，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

这都是对存在者(自然物)背后的存在之所以然(即"理由"或"原因")的或神秘、或思辨的追寻。

阿那克萨哥拉把能动的"努斯"作为世界一切存在者的最终原因放到整个世界之外，明确宣告了存在和存在者的分离，这种做法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重要的启示：理性、灵魂似乎就是最终要追寻的超越物理学之上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这种存在达到了无所不届的普遍性和完备性，但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换言之，理念世界不是从现实世界本身中超越出来，而是强加在现实世界之上，因而无助于解释世界，而只是(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徒然使现实事物"增加了一倍"。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自然的超越的解释必须建立在自然本身的内在根据或原因上，这种解释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正如世界本身是有层次、有结构的一样。

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包括解释的方法即逻辑和范畴)与世界的结构应当是同构的，而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