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和外在形式的能力”，它是一切自然能力中最本源、“最活跃的能力”，是“超越自然”的自然能力(见第267、269页)。想象使自己向他人敞开，使生命向死亡敞开，使人类向非人类敞开，因此这种纯粹自发、自主和自恋的行为恰好同时又是“分延”的行为，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非主体化和非人类中心化的行为，具有非目的论的“撒播”性质。
然而，这一思路与汉语的特点其实只是貌合神离。汉语的确具有向大自然敞开的性质，传说仓颉造字“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依类象形，肇于自然”，但这本质上并非想象力的功劳，而只是模仿和感受。所以荀子《解蔽》说“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杨〓注曰：“梦，想象也……言处心有常，不蔽于想象嚣烦”)，“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至于汉字本身的音韵特点则是举世皆知，它主要不是供人阅读的，而是供人习诵的，只有对于不会说汉语的人来说，它才是“聋子和哑巴的书写”。当然，作为“痕迹”，汉字也是供人观赏的，如金石书法，但书法的灵魂不是思想，而是“气韵”，即语音和情感的“替补”。如果不考虑汉语“书同文”的政治和道德教化需要，汉字的象形性几乎就只是表达情感意志的一个符号、一个籍口，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质上是趋向于“道常无名”(道家)和“不立文字”(禅宗)的自我取消的，决不具有任何本原性。所以对于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来说，汉语是一个不祥的参照系，它不是把人引向文字的创造，而是引向(一切言语和文字的)沉默、无言和失语的。德里达显然并没有作好接受这一前景的准备，他想不抛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而超越这一传统，所以他的“文字学”仍然带有一个词尾-logie，我们有理由预测这依然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除非他将这一切全部打上“×”，然后说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
的确，“做梦与清醒的对立不也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吗?”(第458页)这已经有点庄子的味道了。
转自：中国现象学网
邓晓芒：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对海德格尔的亚里
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时，曾多次指出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命运"或"宿命"。例如，可参看海德格尔为《形而上学是什么?》一书所写的"导言"，载《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35、446页；又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6页。因此，尽管他认为哲学必须"克服形而上学"，并在《存在与时间》中具体实行了这项工作，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Sein)的"遗忘"，但同时他也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思想家个人的一种错误或疏忽造成的，而正好是存在本身的"成己"(Ereignis)该词历来争论颇多，孙周兴先生译作"本有"、"居有事件"，我译作"成己"。过程，因此是西方思想的必经之途。不过，海德格尔在讨论这种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中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的时候，与其说是揭示了这一产生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原因和关系，不如说只是对此一过程作了描述和渲染。形而上学努力为真理的"去蔽"而"抗争"，为什么这种抗争反过来变成了对存在和真理的"遮蔽"和"颠倒"?对此在他那里却只有一种"关键性的提示"(ein entscheidender Hinweis)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第190-192页，当然，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是由于要避免为了解释形而上学而产生出另一种形而上学来。他"追问"存在的意义，却并不想对这种追问作出确切的回答，勿宁说，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在于这种不打算回答的追问。在这时，问"什么"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追问"本身就是一切。这样，西方形而上学为什么必然产生、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命运"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问题了。
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关于它的评论的分析，来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个概念或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因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而反过来，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他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只不过使形而上学又一次提高了自己的层次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的摆脱不了的宿命。
一、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创建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ον,being)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也曾有人译作"玄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国古代魏晋玄学与物理学毫无关系，亚氏的"物理学之后"则是可以具体指导物理学的研究的，除了具有本体论含义外，还具有方法论和逻辑的含义。
然而，物理学作为"自然"之学，如何能够达到"超越"或"被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对φυσιζ这个词的解释，它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假如在问περι φυσεωζ［关于自然］时乃事关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关于物理的探究，即古老意义上的\'\'物理学\'\'，就已经超越了τα φυσικα，超越了存在者而处于存在之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也还仍旧是\'\'物理学\'\'"《形而上学导论》，第19页，为统一译名，兹将原译"在"改译作"存在"。。换言之，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