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态度，即物质文明的唯一霸权及对物质文明两因素(科学和技术)的肢解和偏颇了。但鲁迅的口号却是笼而统之的"非物质"，而且将一切由上述偏颇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如灵明亏蚀，旨趣平庸，物欲来蔽，进步以停等等，全数归于"物质"，与中国历代儒道对利欲财货的贬抑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相矛盾?可以看出，最主要的是，早期鲁迅在尚未吃透西方文化内在精神的情况下，出于儒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世情怀，而"拿来"了西方当时最"先锋"的激进思潮，附会上自己骨子里的道家精神，以作"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而对西方文化的误读，归根结底就在于丢失了西方思想中的超越现实的精神。例如，西方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就在于个体灵魂在个人自身中造成的灵与肉的分裂以及向彼岸的超升，非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则要么有一个先验的原则，如假定人虽然身为动物却具有一种超越动物的自由意志(卢梭的"人生来自由"或康德的"先验自由")，要么把超越性本身当作绝对的原则(黑格尔的"自我否定"的主体或尼采的"超人")；西方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就在于基于"原罪"意识之上、通过"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来为自己赎罪的观念，这是不管现实中的人是否值得"爱"的一条彼岸的(上帝的)命令，非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则表现在通过"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承认和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权利，其基础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这一"抽象人道主义"原则，包含对每个人的缺点宽容和同情的意思。
自从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以来，对西方"抽象人性论"的抵触和批判一直是我们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倾向，我们不要抽象，只要具体。这不能不说与我们民族固有文化中的某种偏向有关。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就在于，尽管抽象不能脱离具体，但只有从抽象才能上升到真正的(而不是"表象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而具体也不能脱离抽象。撇开抽象人性的那种"具体"的人性只能坠落为一大堆零星的纠缠于自然物中的现象，主要是肉体(自然养生和自然繁殖)和情感(喜怒哀乐或亲情)的现象，而无法树立起坚实的个体人格来。鲁迅的局限不是他个人的局限，而是民族文化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当然，他在后来对他早年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局限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觉悟和克服，但始终未能摆脱自己的根本矛盾。而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也许终于是至少在思想上首先超出这一局限的时候了。
作家的根在哪里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的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４月２１－２２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导，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的问题。残雪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
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谈了我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受，以及我对作品的思想深度的挖掘，而没有涉及作家的根的问题。但从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来看，会上尽管众说纷纭，实际上大都是在自说自话，而没有形成观点的交锋，因为各人对于作家创作的立足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作家和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残雪的激烈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人们也许会以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各有各的做法，别人固然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残雪，残雪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例如说，有的作家就喜欢“文以载道”，用作品来干预政治或关心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老百姓的底层生活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而另一些作家则偏爱表现自己个人的感受，将创作植根于内心的天才和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应该互相宽容，多元并存。我通常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领域中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和倾向，众声喧哗总比一言九鼎要好。但残雪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一个文艺政策和文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８０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伸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８０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９０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９０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因为它正是中国文学主流传统的崩溃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许，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