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还得有自己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以往被限定为辅佐当权者治国平天下，成为万人景仰的道德楷模，的确陈义太高。在今天则应当转移到个人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热爱上来。对知识本身没有兴趣和热爱的人，为他们自己着想，最好不要做知识分子，免得难受。

以上陈义不高的说明，不知胜华先生以为如何?

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例如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这是人道主义，因为总是在担心别人活得怎么样)，"死了，我就安心"(这是个人主义，因为人都是要死的，而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必去管他人)。"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两地书》)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载《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4期)一文中对此评论说，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这就使得鲁迅的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的"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当然，鲁迅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会更仔细地检讨一下自己在吸收西方思想时所不自觉地产生的偏差，并找到平衡自己的心态的方法了。在本文中，我打算追溯一下鲁迅的这一矛盾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文化偏至论》(1908年)中所埋藏的根苗，以揭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存在着的某种误读，从而深化我们对这一场思想运动的性质的理解。

(一)

《文化偏至论》一开篇，鲁迅就探讨了近世中国落后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土华夏依仗自己固有的典章文物傲然于四夷，周边各国文化"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又由于交通阻隔，未能与古代希腊罗马相互学习，养成了封闭自大心理。这就导致国人在近代尤其显得麻木不仁，"见善而不思式"，一旦西方列强挟"方术"来攻，则遭惨败。如何拯救危难?有些人不顾国情，"竞言武事"，以为国家首事在于装备西方的"钩爪锯牙"，既可御敌于外，又可提高本国文化，"极世界之文明"。鲁迅认为这种思路不是"根本之图"，国民素质孱弱，即使有现代化的武器，"奚能胜任，乃有僵死而已矣"。第二种方案是"制造商估"和"立宪国会"。对前者(即发展工商业)鲁迅认为属于个人温饱之事，纵不提倡人们也在孜孜以求，犯不着打出"力图富强"的旗号；至于后者，鲁迅表现出对西方立宪议会制度在中国的命运的深深忧虑，即"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这就像有病之人乞灵于巫祝一样危险，更不用说大批屑小之徒以此作为谋利之借口，晋升之阶梯了。鲁迅叹道："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竟与当年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的理由如出一辄（霍布斯在论证君主制优于民主制时说，君主制中只会有一个尼禄(即暴君)，在民主制下却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尼禄。）。

当然，鲁迅的本意并非鼓吹专制，而是认为在个人素质低下、"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的情况下，立宪国会的方案不可能不变味，其流弊较专制统治之下更甚。后来(1934年)瞿秋白对此惊呼道："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针对以上谬见，鲁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今兴国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的这一提法是与当时的风气大相悖逆的，他所抨击的"物质"与"众数"两端，正是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这两者在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鲁迅比这两种主张都看得更为深远，在他看来，物质(科学)的主张也好，众数(民主)的主张也好，都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来执行，若精神不张，个性不立，则凡事不举。

因此，忽视人的素质而专注于外部功效，羡慕西方的科技手段、典章制度而昧于其人性根源，这无异于舍本求末。鲁迅认为，物质和众数都是西方十九世纪文明迁流所导致的一种"偏至"(偏颇)，在西方是有其"不得已"，但"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更何况即使引进西方的物质和众数成功，在西方却已成过时之物，陷入人家已经克服的偏至，岂不永远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为说明这一点，鲁迅追溯了西方物质和众数产生的历史渊源。

他指出，自罗马统一欧洲以来，西方中世纪教皇统治"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路德改革宗教，影响遍及世俗社会，君主与教皇对抗，而思想的解放导致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地理发现和工商业的兴起，并"进而求政治之更张"。但君主上升为绝对权力后，越加压制人民而不受牵制，"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另一方面，在这场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一大批科学家："其时学者，无不尽其心力，竭其智能，见兵士不足，则补以发明，武具不足，则补以发明，当防守之际，即知有科学在，而后之战胜必矣"，自此，西人对于科学"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于是，这两种思潮，即民主思潮和科学思潮，各自构成了"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但两者的弊病或"偏至"之处也就暴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