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偏狭，常不能见容。可见，不论是郭沫若还是鲁迅，他们都把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狂士风度混为一谈了，这种狂士放任才情，蔑视礼教，凭个人的气质和性情超越于庸常之上而达自由的极致。但这顶多只是现实层面上看得见的“积极的自由”，它没有“消极的自由”作为自己先验的前提，终将陷入黑格尔所谓“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一僵局，使自由等同于任意。这实际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它与“人道主义”处于冲突之中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五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就是群体主义，它可以扩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世界主义，但无论如何，要求牺牲个人以成全群体、牺牲一己而成全多数是最基本的信条。胡适主张融“小我”为“大我”，陈独秀把人类社会前进比作蝗虫渡河，由个体的尸骸堆成一座桥；鲁迅则极力推崇“幼者”，认为自己应“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这样理解的“人道主义”，其实与西方的humanism（又译“人文主义”）已有了很大的区别。西方人道主义的信条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包含对人类的缺点宽容、对人的“小我”抱同情的理解的意思。五四人道主义则更多带有一种“圣人主义”色彩，它更容易蜕变为一种“天道主义”（“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鼓吹必然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未能从二者的辩证统一中锻造出一种健全、完整而有实践力量的真正独立的人格。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
拙文《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于第八期《书屋》发表后，立即就有了回应，这是令人高兴的。近收到胡胜华先生来信，对拙文既有赞同，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读后颇有启发。但细细品味，似乎也有一些误会，主要是在我对待胡适的态度方面，胜华先生似有不平之意，埋怨我抹杀了胡适的巨大功劳，将之排斥在了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有些什么功劳这方面，研究近现代史的胜华先生应当比我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专业性的发言权。只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与他是否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恐怕还是两回事。当然，胜华先生所涉及的不仅是胡适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争自由、争民主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以及他不畏强权、秉笔直言的独立人格。但若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太多了，从古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到现代中国“为民请命”、“解民倒悬”的志士仁人都是，而我那篇文章也就用不着写了。其实，我之所以要着意写一篇文章来申述我所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正是由于深感仅仅保持一种“不同政见”的立场，哪怕这种政见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见，哪怕为此还不惜与当权者发生冲突，也还不足以构成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因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在现代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中体西用”不仅仅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把自由民主的“国策”借用过来的。但那心态却完全可以是不自由的，有如一位郁郁不得志(包括不得其主)的谋士。
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里就可以对胜华先生所提出的七点质疑作出回应了。
(一)如胜华所说，胡适用新方法整理了中国哲学史，推行了(不是胜华所谓“创立了”，而是从西方引进了)新式标点，鼓吹了白话文，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改革了丧礼，提倡了怀疑态度，讨论了民主政治，发展了现代教育……等等，这些当然都是胡适的大功劳，无人能够否认。但胜华说:这些活动“竟然‘不是立足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试问这如何叫人信服?”说胡适的学术活动(和文化宣传活动)不是立足于专业和学理，这当然不能教人信服，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批判”这种政治活动“不是立足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胜华先生可能没有看清楚。对于我说“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胜华先生反驳说，胡适既没有听命于北洋军阀也没有听命于国民党政权。但他却忘了说明胡适是否听命于“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其实胡适和历代儒生一样，服从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当权者，而是他心目中国家政治领域的“天道”。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批评不论多么尖锐，都脱不了一个模式:“当今圣上”不符合开明君主应有的气度，为当权者计，应当改弦更张，与时俱进才是，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这种“有如说一个娃娃的态度”本来就是历代“帝王师”们的固有心态，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只是“衡之于今人”已不多见了而已。其实过去也不多见(岂止“百不得一”)，不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封建帝王时代。
(二)我说胡适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旧式“净臣”的作用，胜华说我“比拟不伦”，理由是胡适与当权者“身份根本是平等的”，而且他一生“所做的唯思想变化、思想革命，不涉政治活动“（此点似可存疑)。在胜华看来只有对当权者卑躬曲膝才算“净臣”，胡适则只是一个(蒋介石的)“译友”，“不失为超然独立的政治清客”。其实“净友”和“净臣”都是胡适自己的话，他曾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净臣，为政府做一个净友。”在中国历史上，以“天道”为支撑而在帝王面前犯颜直谏的士大夫虽然不多，但还是时有所闻，以至传为美谈。连孟子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这种态度并无改于君臣关系的事实。蒋某人以“净友”待之是虚伪，胡适以“净友”自居就是一厢情愿的天真了。易竹贤先生所著《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第十章标题即为“‘独立’的净臣”，却不说“独立的净友”，应是符合事实的。
(三)胜华说我既然认为鲁迅比胡适“更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