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规划时便屡次被提出交通问题，尽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环，修建了高桥到嘉善的高嘉铁路，但是由于绕道过远，铁路从通车之日起便陷入了亏损。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居民点无人问津，烂尾建筑比比皆是，市民谑称其为得贵坊。
为了缓解交通问题，在黄浦江上始兴架桥之风，第一批规划便兴建了6座铁桥，由于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赖黄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铁桥建于龙华以南，分别位于龙华、长桥、塘口以及闵行，其中长桥和闵行之桥为铁路公路两用。而另外两座则建于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别在庆宁寺和塘桥，塘桥铁桥将沪杭甬铁路的延伸过江，于塘桥镇连接高嘉铁路，桥梁采用升降式开启桥，即在主航道之处建立两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过，则停止车辆通行，将桥面升起，船舶通过以后再落桥通车。而庆宁寺大桥则设计为旋转式开启桥，由于该地带江面较宽而西侧为沙洲，施工时全面疏通主航道将其堆积成人工岛，在岛上再立桥墩，有大船经过之时回旋桥身。然而桥梁风潮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根据联合工部局的警告，开启桥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也会给航运带来潜在危机。因而，未等铁桥全部开工，王市长在1871年即被荣迁为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大兴安岭与俄军作战去了。
与顿挫的新市区建设相比，由联合工部局管理的浦西地区的开发却日臻完善，虽然从外表看来没有浦东的豪华，但是市民中却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讽刺之词。王市长卸任以后，新一届上海市长改由原船舶部部长沈葆桢担任。沈市长中止了气势恢弘的庆宁寺大桥工程，延缓了耗资庞大的龙华铁桥工期，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市政建设规划，加强和联合工部局的沟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浦西的建设，使上海市区开始扩展到了法华镇一带，基本上完成了根据广州协议规定的华洋共管区域的开发建设，同时又使老城厢过密的人口得以缓解，大量的居民乐于迁往新闸、江境、法华以及漕河泾一带。同时，由于黄浦江上的桥梁工程也在沪南市郊形成了诸多新兴城镇，比如长桥、华泾、曹行、北桥以及闵行等。由于沈显其名于造船业，故而他在上海也不忘其旧业，除了扩大高昌庙江南制造局的规模，使之能够制造重型铁甲舰。1876年，他还聘请荷兰工程师奈格任总工程师，实施整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提出了黄浦江整治方案。他采用约束吴淞口浅滩，规定黄浦江浚浦线位置，使黄浦江航道顺直，江中主航道的深度达到了7.2米。随后，沈市长利用王时代在黄浦江堆积的人工岛，在岛上建立了一所新的船厂，定名为大中華造船厂。同时岛上建立了浚浦局，负责常年疏浚黄浦江水道，还利用海军资金建立了海军军械局，至此原来几乎荒废的人工岛面目一新，故此该岛被命名为复兴岛。
1873年，沈葆桢邀请因兵败被俘获释而隐居上海英国居住区的前清两江总督李鸿章，让他出面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多久这所航运公司便成了最大的华资远洋公司。以招商局为代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既独立于国家官办企业，也独立于“洋行”的民族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昌铜铁机器厂、上海玻璃制造厂、申新纺织厂、天厨味精厂以及日后在国际动力技术舞台上执掌牛耳的巨硬公司等，这些企业逐渐起到了引领国内该行业的先锋。
1876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经过长期准备，中国在这一年正式进行了内阁选举，长年以来的带有战时性格的举国一致内阁宣告中止，协作已久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还有一些数不清的小政党开始依照宪法普选，结果是社会党赢得了81％的议席，自由党获得了17％的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社会党人推举了原内阁副总理兼铁道部部长李天秀为总理。这样，中国成立了以社会党执政的内阁，原来的自由党人总理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则又重兵在握的社会党人、旧官僚左宗棠担任，两位国父则看似退出了政坛。对于具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而言，这一步是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杨、史二人的淡出政坛，毫无疑问也是师法乔治-华盛顿，其人格之高洁看似不容置疑，他们欲使中国从此脱离专制之迫切之心也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若要彻底消除专制顽疾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杨史二人退出后，中国的1876政体的实际状况是，主要权力被刚刚击败俄国，威望如日中天的左宗棠所把持，李总理成了左的玩偶，而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容闳也只能为消除左宗棠在外交上的不利影响而疲于奔命。
这场选举对于上海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而令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度的混乱，外商的投资开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原料，比如铜、机器零配件、橡胶等价格猛涨，与此相关的企业股票大落，整个上海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容闳新主席怎么样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开始不断接见驻华使节，由于国会由社会党人把持，足够让外资稳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万般无奈的他不得已敲响了已经“闲居”府中的国父们的大门。这样他终于切中了肯綮。国父们几句“要以国事为重”的发言轻而易举地摆平了桀骜不驯的社会党议员，在回答《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史前主席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虑采用更加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么，外国资本也不用仅仅局限于外国居住地。”
这句话似乎给沈市长给予了暗示，上海市议会在1877年的3月通过准许外国人购买居住区以外的上海土地，作为“开发区”的决议案，并上报国会批准。此举终于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萧条局面，外资又开始逐渐融入上海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