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袀玄」。因此秦始皇規定的大禮服是上衣下裳同為黑色的祭服，原因是他相信秦代屬水德之故。
始皇廿六年，規定衣色以黑色為最上。又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穿綠袍，一般庶人穿白袍。官員頭戴冠，身穿寬袍大袖，腰配書刀，手執笏板（上朝用的記事工具），耳簪白筆。當時的男子多以袍服為貴，袍服的樣式以大袖收口為多，一般都有花邊。百姓、勞動者或束髮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領長衫，窄袖。
女服服飾
秦始皇對於妃嬪服色，是以迎合他個人喜好為主，不過，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的支配。因此秦代妃嬪夏天穿「淺\黃藂羅衫」、披‘淺\黃銀泥雲披‘，而配以芙蓉冠、五色花羅裙、五色羅小扇、泥金鞋，以襯托它。
內衣外穿
秦代的袍服是一種有絮棉的夾層內衣，穿著時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這種穿著習慣到了漢代產生了變化，袍服除了作為內衣，很多婦女時興把袍服當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變為外衣，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服飾。
李斯悲剧析源
李斯悲剧析源
安公
李斯，佐秦王灭六国，统一中国，焚书坑儒，明法度，定律令，同文字，可谓秦朝之栋梁，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之人物。其下场却极其悲惨，不但自己成了秦二世的刀下鬼，而且祸及三族，家人皆遭杀身之祸。这固然是昏君秦二世听从赵高“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所致，然李斯本身也负有摆脱不了的责任。
李斯是楚国人，他年少当郡小吏时，曾见厕中钻屎堆之鼠，遇人则惊恐万状，又见粮仓中食粟之鼠，整天高枕无忧，遂由此想到人的地位高低，叹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话竟成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
于是李斯跋涉远道而至秦，屈尊以求进。先当吕不韦的舍人，通过吕不韦，被秦王拜为客卿。
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唯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
“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
争取与皇族通婚，则是李斯以血缘关系巩固其地位的另一妙法。“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一“皆”一“悉”，道出了李斯的良苦用心。
秦始皇崩于沙丘，李斯意欲立公子扶苏。赵高问：“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答：“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赵高又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在国事与家事的权衡上，李斯终于抛国家前程于不顾，而以个人祸福为念，“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于是“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李斯如不听赵高之言而立得民心有才干的公子扶苏，以他当时的地位、权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无奈利欲熏心，遂种下亡国害民之祸根，铸成千古大错！
李斯明知二世胡亥是昏君，却奉之为圣主。二世曾对他说：“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李斯“重爵禄”，竟阿从二世之意，书成附和之文，为虎添翼，纵虎为患。结果，“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
赵高借二世威名，指鹿为马，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李斯却熟视无睹。而当他发觉赵高串通二世欲加害于他时，才力陈赵高之罪，劝二世除之。无奈“二世已前信赵高”，反把李斯的话告诉赵高。赵高先下手为强，把李斯拘捕入狱，最后“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
李斯的一生终于以不堪设想的悲剧而告终！
司马迁肯定了李斯辅佐秦王统一中国，“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建郡县，促进社会发展之功，然也尖锐批评道：“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醋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凡事皆以己之利害为准绳，而后国家之急，此乃李斯悲剧之根源所在。正象培根在《论自私》中所说的：“那种只知自爱却不知爱人的人，最终总是没有好结局的。“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仅就秦王朝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最具权威性。由于历史本身的极其错综复杂，即使司马迁去秦不远，其掌握材料最多，其记载中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现试就秦二世一朝之记载失准而前人论述绝少者择述如下：
秦二世诛诸公子大臣究竟是主动倡议还是被动附议
据《秦始皇本纪》：“（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赵高献计，遍诛大臣诸公子。又据《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于是，赵高提出杀戮主张，二世然其言而予以落实。虽然两处记载中都以赵高之谋为主，但其间二世的角色出入甚大：一为处心积虑欲掀腥风，一为经人提醒陡生杀机。应该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从二世葬始皇大量宫人从死，封工匠于墓道之中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残暴，其倡议杀戮不足为怪。但考虑到行为的延续性及性格发展过程，二世经人提醒而为非作歹的可能性更大。如沙丘之谋时，胡亥对由自己代扶苏而立，尚有些许不忍之心，及“已闻扶苏死，既欲释蒙恬”（《蒙恬列传》）。这些或可表明，至少到那时，二世还没有发展到歹毒的程度。扶苏已死，又安葬了始皇，胡亥有松一口气、纵情享乐之想也很自然。应该看到，杀戮诸公子大臣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沙丘阴谋的继续。以阴谋开创的事业，理当为阴谋为后继。赵高作为沙丘之谋的主谋，他在杀戮事件中再次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