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笑着说：“算我一个，要是我还在的话！”

德玲说：“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那天我做东，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我们要尽情地说，尽情地笑！”

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天刚亮，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

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高个，宽肩膀，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他四下打量着，站在院子中央，吹着口哨，等着保姆去叫德玲。

“啊，是苏佳吧，我是祁大姐叫来的！”厨师认识他，在他背上擂了一拳：“你这张飞，还活着啊！”

小伙子愉快地回答：“我不活着，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

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

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德玲跟了两步，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一跃而起，轻松地跳到后座上。

车沿着黄浦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

“下来吧！”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德玲跳下车，迎面一个黑漆大门。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足见房子的古老。

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

大门沉重地磨开了，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虽然瘦，却很刚劲，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写着沧桑。

看见德玲，老人笑了。

“苏佳呀，我们正等你哩！你的口福好，你姆妈今天买了肉，是煨汤是红烧，由你！”

一个小天井，周遭几间房，房间里静静的，走进一间房，里面堆满了纸盒子，一个老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两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看见德玲进来，两人抬起头。

“是苏佳来了？今天吃肉！”老妈妈和蔼地笑着。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低头又去做活。

院子还有个后门。打开，坡下是一条河汊，也就几十米宽，这河通着黄浦江，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

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石板踩得光溜溜的，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

这院子里有一间房，门紧紧地锁着，这就是印刷的地方。

小伙子引德玲进去，房间里堆满了纸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另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台灯，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

德玲今后的工作，就是刻钢板。

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

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老妈妈很会烧菜，肉的味道很好，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你莫管他们啊，他们是总吃不够的！”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

刚来，就有家的感觉。德玲心里很舒坦。

晚上，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床是高低床，姑娘让德玲睡下铺，自己爬上高铺。

第一天，德玲睡不着，那姑娘也有些兴奋，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老汉姓刘，老伴姓李，两人是湖南乡下人，老汉是个篾匠，那年，革命军到了湖南，农会兴起，打土豪时候，老汉一马当先，做了村农会主席。后来失败，土豪们带着人，把老汉吊起来拷打，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那天夜里，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挖开土墙，把老汉背了出来。两人连夜逃走，逃到上海投奔亲戚，亲戚也是共产党，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两老就住在所里，守机关。小伙子姓张，外号张飞，是上海人，孤儿，流浪街头，被锄奸队收留，表现极为勇敢，是锄奸队台柱。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在市区中心，一年前，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把张飞也调了来，担任保卫职责。对外，说是老两口的儿子。

你呢？德玲问。

“我嘛，”姑娘调皮地说：“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停会她又说：“你就叫我春花，我本来喜欢花草！现在我们都姓刘！”

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德玲勤奋地工作。刻钢板，推印，清理打捆，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只要有任务，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

春花是她的帮手。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十分伶俐，两人配合默契，一叠高高的白纸，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

张飞只要有空，也过来帮忙，他主要做稍重的活，搬搬运运。老刘负责屋子安全，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拐杖“咚，咚，”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使人安心。

小小印刷所，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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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逃亡与驿站

一晃，德玲在印刷所一年多。

印刷所与世隔绝，只和组织单线联系。但是感觉到形势越来越紧张。德玲刚来的时候，印刷所的工作老是忙不完，现在却常常一连几天没有什么要印刷的。社会上，再没听到什么游行啊罢工啊的消息，组织似乎偃旗息鼓了。

张飞有些老朋友，偶然联系，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一年多来，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他也说不清。

一天，春花到老联络点去，意外地发现联络点取消了。那是一家杂货铺，老板是浙江人，邻居告诉春花，老板换了。

老刘叫张飞再到那附近转转，看遇到什么人，张飞去了几回，什么收获也没有。印刷所与组织的联络渠道断了。

已经有好多时没有接到组织的经费了，这意味着印刷所要考虑生活来源了。白天，德玲和春花都帮着糊纸盒，和那些真正的家庭妇女一样，赚来一点钱买柴米油盐。晚上，和春花在一起，两人谈来谈去，怎么也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说祁大姐应该来一下的。她去了哪里呢？

老刘似乎也和德玲她们一样。他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无聊地走动着，“咯噔咯噔”，他把德玲叫到一边。

“我决定出去探一探消息，总不能坐在家里死等！”

“如果我天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转移！”老刘一瘸一瘸地出门去，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

太阳下山的时候，老刘一瘸一瘸地回来了，这叫几个人松了一口气。

“我打听到消息了！”老刘坐板凳上，喝罢水，抹抹嘴说：“组织遭到大面积破坏！高级领导都不在了。现在组织基本上已经停顿了。我说哩，情况就是不对劲啊！”

老刘的老乡是一个区委的干部，他告诉老刘，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