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3年,但有决心把所有的功课都补上。这一次她承受住了父亲那严厉的目光。阿达莫·莱维对她能否胜任大学的要求表示怀疑,并且认为这不适合于一个女人,但是,他不准备阻挡女儿的道路。
丽塔鼓动与她学历相似比她小一岁半的库西娜·欧金尼姬一起来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欧金尼亚也认为那种仅仅完成家庭责任和请客做客的未来不值得追求。于是,从1929年2月起,两个姑娘在一起埋头用功了8个月,以便作为校外投考生达到进入大学的水平。她们找了两位教授给她们讲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其他科目则靠自学。考试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地理让丽塔有些失望。她看到教师写了一句:"该考生对墨西哥暖流一点也不了解"。接下来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直到终于有一天接到了拉丁文教授的电话,才一扫满腹的疑团:欧金尼姬和丽塔全都通过了考试。现在,学习医学的道路在两位姑娘面前敞开了。这位女科学家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快乐过。"
在回首往事时,丽塔甚至有些感谢父亲:正是由于父亲让她上女子学校的决定,致使她这么晚才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否则的话,我非去学哲学不可。"一条不完美的、曲折坎坷的道路把她引人了一种她会完成得很完美的职业。
父亲却再也不能看到他的女儿成为一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1932年,在一次中风和相继而来的并发症之后,父亲出人意料地突然去世。
从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1930年第一次踏进都灵大学解剖研究所那间"阴暗而又沉闷的阶梯教室"起,她在这所大学一共学习了6年。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班上总共有7个姑娘。"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长得特别漂亮。男生给一个长得一定很难看的姑娘起了个绰号叫\'大美人\'。我想那肯定不是指我,于是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二\'她上午听课,下午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或者作尸体解剖。进行解剖时,虽然存在着割破手指和受到感染的危险,但在大学生中一向把解剖时戴胶皮手套看做是"没有男子汉气概"。不过丽塔从来不参与这种荒唐的游戏。"我,享有特权的两条x染『色』体的携带者,总是戴一双精巧的、一直套到胳臂肘的胶皮手套。"
即使当了大学生,丽塔仍旧十分内向。她在将近80岁时偶然碰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觉得,她现在比起大学时代来随和、可爱多了。他说:"她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怪人,就像一条墨斗鱼,如果谁想触犯她,她随时准备喷你一身墨汁。"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肯定承认他是对的。她一下子看见了自己当大学生时经常摆出的那张愤怒的脸,并且想起了她那身散发着修女般严肃的衣裳。她不需要同龄伙伴,不管是女朋友还是男『性』崇拜者,她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
列维是一个身材高大、脾气火爆、长着一头浓密红发的男人,大家都叫他"蕾茄列维"。在他的指导下,莱维一蒙塔尔奇尼首先学习制作千分之一毫米厚的组织标本。她天生手指灵巧,在给神经细胞染『色』方面颇得教授先生的赞赏。
第二学年以后,列维教授强加给他的这位女弟子一项别的学生都不肯做的课题:让她研究"在人的胎儿大脑中,那些曲折沟纹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形成的"。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估计到这个项目注定要失败,而且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看也是如此
丽塔在她的自传中讲道,一次把她捆在床上整整一个月的紧急手术给事情带来了转机。列维教授像每次他的学生或助手生病时所做的那样前来探望他的女学生。当她回到学校时,教授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便又交给她一项新的任务。
自1928年以来,列维一直在集中精力观察神经在玻璃皿中的生长情况。从这时起,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开始投人传导和接受刺激的感觉神经的研究。从投人这一研究工作以来,她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位科学家的激情,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与自己的成绩之间的关键差距是何等之大。列维教授的干劲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让她想起了父亲。一种深厚的师生之情产生了。这种密切的关系延续了整整31年
1936年,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以最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她的医学学业。然后,为了成为一名神经科医生,她又接着参加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专业培训。但她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当一名医生还是做一名科研人员。从1939年3月份起,不允许丽塔再进入大学的研究所。她越来越担心被人告发或者连累自己的那些"雅利安"朋友,所以她在这一年接受了到布鲁塞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工作的建议,而且,她的大姐尼娜和丈夫已经带着三个孩子暂时躲到了比利时的首都。
1939年,丽塔·莱维一蒙塔尔奇尼不仅离开了意大利,也离开了从大学时代起就追求她的亲密朋友盖尔曼诺·莱辛。尽管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而且从1938年11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但盖尔曼诺还是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虽然丽塔全家都很赏识这个小伙子,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在她看来,是不同的『性』格和出身隔断了这桩姻缘。另外,她对结婚"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热烈的向往"。后来已届耄耄之年的她对作家娜塔莉妮·金茨堡讲述道:"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什么人。只有一次我觉得自己被一位教授吸引住了,但幸好他已经结了婚……因为对于我们两个人那都可能是一场错误。"
在布鲁塞尔,从1939年到1940年她每天都要收到在此期间已经身患重病的朋友盖尔曼诺写来的信。当她从比利时匆匆赶回意大利,在维拉多索拉再次见到他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她已听不懂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仅仅分辨出"加莱亚佐·齐亚诺"一墨索里尼的女婿这个名字。"我们家面临着遭到追捕的处境,直到临死他还在为我们担心。"
当德国军队于1940年占领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于同一年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丽塔·莱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