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说，“聪明人挨打该怎么办？有人打卡托（dato）的嘴巴，他不生气，也不想报复侮辱，甚至不想回手，只是简简单单地不理它。”

你会说，“说得是对，但人家是哲学大师，是聪明人”。而你是笨人，对吧！

很明显，古人对武士荣誉的规则是一无所知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对于人类的事务总是采取一种自然而无偏见的看法，不让那些恶劣的、可怕的愚昧影响自己。对于他们，在脸上挨一下打就是挨下打，它只是身体上的轻微伤害；现代人却把它看做翻天覆地的事，是悲剧的题材，例如柯奈尔（corneille）所写的cid，或是更近的有关中产阶级的德国喜剧《环境之力》，其实该改称为《偏见之力》。如果巴黎的一位国会议员挨耳光，这消息当会从欧洲的一端正传递到另一端。我刚才所供给的在古典时代发生的事件所予以处理的方式，可能合不上“荣誉人士”的脾胃；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介绍狄德罗（diderot）的杰作jacques le fataliste之中的德士格蓝兹（desglands）先生的故事，用以补救我的偏颇。这是现代武士荣誉最好的样本，相信一定会受到“荣誉人士”的大大欢迎，对他们有所启发。*

（*德士格蓝兹先生的故事，叔本华曾在其《荣誉短论初稿》（draft for a short essay on honour）介绍过，现译述如次：

“一位叫做德士格蓝兹的绅士，和另一位绅士追求同一个女士。这两人挨近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那位女士；德士格蓝兹用了最生动的谈话，想要吸引女士的注意，但是她心不在焉，好像没有中到他的话，倒是不时偷看他的情敌。德某手中有一枚鸡蛋，一阵忌妒和愤懑使他不自觉地把眉头捏破，因而蛋浆溅到他的情敌脸上。他的情敌的手有所动作，德某随即抓住这个机会，向对方耳旁轻轻地说，“先生，我接受你的挑战”。大家一时间无话可说。次日，德某出现，右脸颊贴上了一大圆黑『色』胶布。决斗开始，德某的对手受重伤，但生命没有危险，黑胶布又剪下一些。对手痊愈后，进行第二次决斗，德某又使对方受创，黑胶布又剪小一些。这样继续有五六次；每次决斗过后，德某都把黑胶布剪小一些，直到对手被杀为止。”）从我上面所说的话，应该是已经相当的明白，武士荣誉的原则在人『性』中并没有本质上的和自发的源头。它是人为的产物，其来源不难寻找。它的存在明显地可追溯到箩备受赞扬的中世纪和它的英勇制度（system of chivalry），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拳头，少用脑筋，同时人的理知也受到教会钳制。当时的人不仅让上帝照顾他们，一切的裁决也是任由上帝的；疑难的案子要听从上帝的裁判，其实就是听冯折磨来决定；除了极少的例外，所谓折磨就是决斗，这不仅是贵人们如此，一般平民百姓也这样。莎氏比亚的《亨利六世（中）》（第二幕三景）有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每一个判决都可诉诸武力解决，似乎“上帝的裁判”就是上一级的法庭。究其实，这就是让体力和行动，换言之，就是让我们的动物『性』，来篡夺理知的裁判席位，这种裁判不是冯藉当事人之所作所为、而是根据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是今天在武士荣誉之下仍然流行的同一制度，来决定是非问题。如果有人怀疑这是现今决斗的真正由来，请查看一下梅林长（j。b，millingen）所著的佳作《决斗史》。在该制度的支持者之中，你可能仍然会见到有人真是把决斗的结果看做是神对于争议事件的判断（不过，这些人并未受过最良好的教育，或是最有思想的）；这当然是传统观点所造成的。

撇开决斗的来由不谈，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武士原则的基本倾向是用有形的威胁来夺取一种实际上很难获得的体面的外观；这种程序有点像是为了证明房间的温度适当，你用手握着温度表，让温度表的温度上升一样。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公民荣誉之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交往，他人认为“我们值得完全信任”，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权利无条件的尊重；在另一方面，武士荣誉则是不顾代价维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完全冯靠“别人害怕我们”作基础。

武士荣誉的原则主要是促使他人恐惧、而非激发彼此信心；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而且必须直接地维持自己的权利，武士荣誉也就并不是那么无可原谅的，因为人们的诚信实在并不怎么可靠。但在文明的生活中，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都受到国家的保护，武士荣誉的原则就不再适用了：它的存在，宛如在武力就是正义的时代所留下的城堡和了望塔一样，没有实用价值，只是在开发良好的田地之中、人来熙往的道路、甚或是铁路等之间耸立废物罢了。

因此，要坚持武士荣誉的原则，在运用上就只能限于个人欧打的小案件，因为这些欧人小案件法律处罚轻微，甚或不处分，只把它们看做小过失，有时还的确由于开玩笑所造成。武士荣誉之这一有限度应用的结果是，人们过分重视的价值，把人视为神圣的族类，竟至跟人的天『性』、体能和命运背道而驰；本来的想法是，国家既然对于这类事件明显地是基于人们过分地傲慢，完全忘记人的本原，自以为本身无过、他人绝对不可侵犯。对于那些决心要以武力实行这一原则，并且宣称以“逆我者亡”作为行动指针的人，一定要把他们放逐异邦。

为了减轻这种轻率的傲慢所带来的不幸，人们就习惯于在每一件事上让步。如果有两个勇猛的人相遇，彼此都不肯让步，略有碰撞就会引起一连串咒骂，然后动粗，最后就是致命的一击；他们要是把中间的步骤除去，立刻拿武器解决，才算真正是更为体面行事。直接诉诸暴力有它自身特殊的规矩，这些规矩后来发展为严格的法律系统和典则，凑在一起构成一曲最为庄严的闹剧——一座专门敬拜愚昧之神的宙宇。一般的情况是，两个勇猛的人为了小事争执（比较大的事件仍需要法庭解决），两人之中比较聪明的一个自然会让步；他们将同意各持异见。事实告诉我们，无数不承认武士荣誉的一般人，都会听任争执自然发展。一般人动武而使对方致命的比例，只是占厉行决斗之阶层的百分之一，在整个社会的数目上恐怕还不到千分之一，这些人连打斗事件也是罕见的。

其次是，有人认为美好的社会的习『性』和风俗，毕竟需要建立于此一荣誉的原则之上，其中决斗的制度是为了防止野蛮和鲁莽之侵袭而建立的堡垒。但是，在古雅典、哥林多和罗马，我们一定能找到优良的社会，以及高尚的习『性』和风俗，而那些社会完全看不出有这类武士荣誉的支持。当然，那时的『妇』女不像今天这么有地位，现在大家的谈话也大多显得轻浮无稽，跟古人严肃地探讨事理不同。这一变化肯定地助长了目前 的趋向，把个人的勇敢看得比任何其他的品质都重要，这在现今的高尚社会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个人的勇敢实际上一种从属的品『性』，我们在这一品『性』的表现不如低等动物，要不然，我们不会听到人们说，“像狮子般的英勇”。武士荣誉决不是社会的柱石，它只能为不诚实、『奸』邪、小过失、缺乏体谅和粗鲁，提供确切的保护。这是因为鲁莽的行为大家静默地予以放过，谁都不想冒死来纠正它。

经过我这一番说明，大家对于决斗制度实行得最为狂热的地方就是政治和财经记录并不怎么荣誉的国家，应该不会觉得奇怪。至于那些国家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最好是请教对这事况有经验的人。很明显，他们是缺乏温文有礼和社会文化的。

这样说，所有那些托辞都是站不稳的。更合理的解释是，你对一只狗咆哮，它同样对你嗥叫，你『摸』『摸』它，它就摇尾巴了；人们以暴制暴，以敌对奉还敌对，遇到任何轻视或仇恨会感到痛心和不安，人的天『性』就是如此。西塞罗说，“侮辱和谩骂留下的伤痛，就是深明事理的人也觉得难以忍受”。在这世界上，除了几个教派之外，没有人能泰然地接受侮辱或挨打的。然而，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于报复的要求总得跟对方的冒犯程度成比例，怎么也不至于一定要把指责我们说谎、愚昧或怯懦的地方，置之于死地。古日耳曼的“挨打得用血偿还”的说法，是令人厌恶的对于豪侠精神的『迷』信。无论如何，我们要对侮辱采取报复，是由愤怒决定、不是出于鼓吹“豪侠”之人士试图添加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事实是，底 的话愈确实，其作用就愈大；对于真正过错的轻微暗示，比之完全没有根据的最猛烈谴责，对当事人的杀伤力要强烈得多：自信没有做错事可以让人家谴责，对人家的谴责会嗤之以鼻。这项荣誉的原则要求当事人显出他对于受害（其实并未受害）的感受，对于所受侮辱（其实未感侮辱）就得进行以血补偿的报复。人要是急切于使用暴力防止仇敌散布不利自己的言论，一定是他对自己的价值不具好感。

真正欣赏自身的价值，会让我们对于他人的侮辱真正漠不关心；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不憎恨人家的侮辱，少许的世故和教养会帮助我们隐藏愤怒，不失面子。只要我们能消除有关荣誉的『迷』信（认为人一受侮辱，荣誉就告消失，只有以牙还牙，荣誉才可望恢复；侮辱和贬抑他人就会像是输家取得胜利的一场打斗；这将会像“蒙惕（vincenao monti）所说的，“责骂人”好像是教会的游行，它总归是要回到起点的。如果人们能这样看待侮辱，我们就无需粗口回骂，以证明自己没有错。

在武士荣誉这一题目上，我谈论得比较详细；我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哲学是这个世界对付道德和理知上严重的问题的惟一大力士。现在生活的社会情况不如古代远甚，我们可选出两种东西来加以判别，因为这两种东西给现代添加上阴郁、黑暗和邪怪的氛围，而古代是没有的。我所指的是武士荣誉（现代荣誉）和『性』病（现代病），两者合在一起把人生的一切关系、无论是公是私，都毒害了。『性』病的影响力，比之初看起来要深远许多，因为它不仅是身体的、敌对的、甚至是邪恶的因素就进入了男女的关系之中，恐惧和不信就成为他们交往的经伟线，间撞地摇动了人类的同胞亲情，所以就多少对生存的整个方向都有所影响。这题目再谈下去就超出本书的范围。

跟这相关而『性』质不同的影响，是由武士荣誉的原则所引起的。武士荣誉是一曲严肃的闹剧，古代世界对之一无所知，它却使得现代社会死板、忧郁和怯懦，让人们对每一句话都得仔细考虑。事情不仅如此就算。它的原则 现在已是到处可见的人身牛头怪物，多少世家子弟每年成为它的贡品，开始时只限于一个国家，目前遍及欧洲每一地方。现在该是对这一愚蠢制度大胆地吕诛笔伐的时候了。现代世界的这两个怪物，希望在本世纪（十九世纪）末之前会消失！

让我们希望，医学界能找到方法防治现代病，哲学家能够靠澄清我们的思想，把现代荣誉清除；只有靠澄清思想，邪魔才可望 灭。各国『政府』试图由立法入手，但是失败了。

各国『政府』若是真实地关心要把决斗制度予以压制，它们若是努力所获得的小小成功是真实地不够能力对付那一邪魔，我倒是可以提出一条法律，它的效力我是敢保证的。这办法无需采取残暴的措施，执行时也无需使用绞架、断头台或无期徒刑。它只是顺势疗法的简便手段，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我的提议是：若是有人和他人挑战，或是接受他人的挑战，执法人可以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大门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他十二大板，另把附和者和见证人各打六大板；如果决斗已经实际举行过，就把它当做一般的刑事案件处理。

赞成武士荣誉的人也许会提出反对，认为要是这么处理决斗，“荣誉人士”很有可能会『自杀』；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宁愿让这种人『自杀』，不让他杀害别人。但是，我深知各国『政府』对于禁绝决斗并不是真正的那认真。公务员和军官们（后者更是如此，位居最高者除外），按照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而言，薪水实在微薄不堪；短缺之数就由荣誉来弥补，荣誉可用头衔和勋位来代表，一般说来，就可用阶级和功绩制度来概话。对于有勋位的人，决斗可说是非常有用的后备马，因此初步训练在大学已经开始了。决斗的牺牲者是以血『液』来补充薪水的不足。

为了使讨论完整，让我在这里谈一下国家荣誉。国家荣誉是指一个国家在众多国家中，各自拥有的荣誉而言。因为除了武力的法庭之外，并没有其他法庭可以申诉，每一个国家必得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个国家的荣誉不仅在于建立公信，而且要使他国畏惧。任何冒犯其权益的攻击，都不容许轻易得逞。国家荣誉是公民荣誉和武士荣誉的结合。

五、名声（fame /ruhm）

本章在前面谈到“世人的褒贬”，也就是我们在世人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时候，曾经提及的最后通牒项是“名声”，现在需要我们加以考虑。

名声和荣誉是双生兄弟，像宙斯的双生子波卢克斯（pollux）和卡斯托（castor）一样，一个是不朽的兄弟。当然，我所说的名声是最高级的，不折不扣那一种；我们敢说，名声是有多种的，有些名声只能维持一日。荣誉乃有关每个人在相似的情况下应有的表现，名声所要求的品质则无法期望每个人都拥有。与荣誉相关的品质，是每人都有权赋予自己的；与名声相关的品质必得由他人承认。我们的荣誉只能遍及于认识我们的那些人，而名声则一往直前，它到哪里，哪里就有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具有荣誉或『操』守；够资格具有名声的人很少，只限于已获得异常成就的那到一些人。

这些异常成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冯功业（立功），一是靠作品（立言/创作）；这样，通往名声的道路有两条。在立功这条路上，主要的条件是伟大的心胸；在立言和创作这条路上，需要伟大的头脑。两条大路各有利弊；主要的判别在于功业如守眼云烟，而作品能够保存下来。不管功业事迹是如何显赤，它的影响力是短暂的；但是一部天才作品就是活生生的影响力，可为后世永远造福。或功所能留给人们的只是回忆，并且在岁朋中逐渐变弱和变形——我们不再关心某事，最后完全消失，除非是历史将它收养，替它整容，让它形成化石而遗留给后代。著作的本身就是不朽的，一旦成为文字，可传永世。对于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与伟业的记录；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和贺瑞斯是活生生的，他们对今天的影响，正如他们建在之时对当时的影响一样直接。《吠陀经》及其所含的《奥义书》至今犹在，而其同时代的所有丰功伟绩就没有一项流传达室下来。

立功的另一个短处是要依靠机运；因此，人们由立功所赢取的名声并非完全由他们内在的价值而得来，它同时需要境遇所赋予的重要『性』和光辉。再说，例如在战争中，如果由功勋所得的名声完全是个人的，往往依赖少数几个证人的证词而决定；其实，证人不一定在场，就是在场也不总是公正或无偏心的观察者。以上所说如何确定功勋的弱点，可用其他的优点来制衡，“功勋”具有实际『性』，能够为一般人所理解；所以，功勋一旦正确地报导出来，当事人立刻获得报偿，除非有关动机未为人们了解或欣赏。若是不明白其背后的动机，功勋都是不可了解的。

立言和创作的情况正好相反。作品并不冯借机运而启始，而是完全依赖作家；只要作品存在，其实质和价值将能保持。此外，适当地评定作品是困难的，品格愈高，评定愈是困难；有时是缺乏了解作品的人，有时是批评家抱有成见或是不诚实。但是，作品的名声并不依靠一位裁判；它们会向其他裁判诉求。至于功勋，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只存在后代人的记忆中，而且只是人云亦云的方式罢了；但作品是本身流传下来，除了部分有所散失之外，是以当初的形式留下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篡改事实的余地；任何对作品有所偏颇的判断，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往往是经历过一段时光，才有真正能评定某作品的人出现——独特的批评家专门评定独特的作品，连续地发表有份量的评语。这些意见整体地构成完满的正确的欣赏；虽然有些情况是经过几百年才得到重视，此后任冯更多的时光流逝，也无法改变此一鉴定——伟大作品的名声是巩固而必然的。

作家在有生之年是否能看到自己名声的曙光，要依赖机运；其作品愈为高尚和重要，其可能『性』愈少。塞尼加有一句说得漂亮的话，“名声确然伴随作品的真正内在价值，如同身体投出的影子一般，有时投落在前面，有时在后面。”他继续说，“虽然有同时代的人，会用一致的沉默表达妒忌，但不含敌意不偏私的评判到底会到来。”从这些话，很明显可以看出，即使在塞尼加的时代，也有可耻之徒了解用恶意忽视某些作品存在，来达到压抑他的真正优越价值，还有就是不让公众见到好的作品，以理推介坏作品。到今天，这手法依然深为他们赏识，它表现于“一种密谋式的沉默”之中。

一般言之，越是可能持久的名声，其出现的时间会迟些；因为优越的作品需要时间发展。能维持到后代的名声像是一棵橡树，生长很慢；持续暂时间的名声，像是一年生的植物，之后就死去；虚假的名声像菌类，一夜之间生长出来，马上又枯萎。

为什么呢？理由如下：某人愈是属于后代，换句话说，某人愈是属于全体人类，他愈是被他的同代见弃；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就适合他们，而是需要他们对人类大众有认同感之后；他的作品没有他们所熟悉的那种吸引他们的地域风格；他的作品对他们是陌生的，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能够抓住一时风尚和精神而做出贡献的人，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他生于斯世，死于斯世，最能为他的同代所欣赏。

艺术和文学的通史告诉我们，人类心灵的最大成就，在初时大多都不会顺利地被接受的；那些杰作长久地默默无闻，直到它们赢得一批才智较为高超的人士常识，再由于这些人的影响力，才得以置身于它们所得到之维持不变的地位，这也由于有关作品已取得权威『性』。

如果要找理由，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到头来真正能了解和欣赏的东西，总是合乎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笨人喜欢笨东西，普通人喜欢普通作品；观念不清的人会被杂『乱』的思想所吸引；没有头脑的人对于“愚昧”有好感；最好的例子是，每个人喜欢自己的作品，因为其格调完全跟自己相配。古代传奇人物艾比察姆斯（epicharmus）留下一首希腊文歌词，现在由我译为现代文，以广流传：

我当然根据己见说话，

他们无不沾沾自喜，自以为

值得赞赏。对于犬，犬是

最上等，牛认为牛最上等，

驴以驴为贵，猪以猪为贵。

轻如羽『毛』之物，即使由最强壮的手臂抛出，也无法让它加速前进，有力地击中目标。相反的，极轻之物因为自身缺乏实体以吸收外力，它被投出后会很快往下落。伟大而高贵的思想，还有天才的伟大杰作，如果欣赏者尽是狭隘、柔弱和刚复的心灵，会遭到同样的处境，这一事实自古以来的智者无不如此同声慨叹。例如，小西拉?耶数（jesus ben sirach）就说过，“跟笨人说故事”哈姆雷特（hamlet）有言，“一句妙语在愚人的耳中沉睡了。”歌德也说过，

由愚笨者的耳中听来，最妥当的话也受到讥笑。

还有：

你的努力徒然，世人如此愚蠢。

高兴吧！不会产生水圈的，

当到你把石子扔向沼泽。

李奇登葆问道，“一个脑袋和一本书相碰，发出空洞洞的声响，那空洞洞的响声不会老是出于书本吧？在另一处，他说：这样的作品像一面镜子，如果照镜子的是驴子，镜子里不可能是圣徒。神甫格勒特（father gellert）有一篇美好动人的 歌，值得我们再读一次：

最佳的礼物往往找不到什么赞美者。

大多数人把最坏的当做最好的。

这恶事每日见到，这瘟疫如何避免？

我怀疑人类的世界能把它去掉。

医治世间的良方真是万分难于获取！

要愚人变为聪明，但这事办不到。

人们不知道事物的价值。他们只用

肉眼看，从不用心眼看。他们赞赏

琐屑之物，因为不知“美好”为何物。

正如歌德所说，人们不但缺乏智能，无法认识和欣赏世上的美好事物，而且道德卑劣，这是到处都见到在发生的，此刻是以“妒忌”的姿态出现。人一有名声就高出同辈的头顶，后者自然相对地变得低下；一切显赤功绩的取得，都需要一般人士付出代价。歌德在《西东诗集》曾这么说：

我们赞颂他人，

就是贬抑自己。

大家可以看出，每有杰出的事物出现，占极大多数的平庸之辈就会不谋而合地群起排斥，如果可能，还会加以压抑。这一伙人的勾结暗语是“打倒优越”。此外，就是有过一番作为、也享有一些名声的人，同样地不喜欢新的名声的出现，因为其他人的成功会掩盖自己的光辉。因此，歌德有这样的话：

如要等待别人准许

我才可以出生，

我就仍然不在人世。

你可能知道，当你看见

他们如何忽视我、

他们那么摆架子，

在炫耀、在展示货『色』。

相反的，荣誉或『操』守一般都会获得公正赏识，不致受到妒忌的攻击；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荣誉或『操』守的，除非有关人已被证明名誉扫地。但是名声是要克服他人妒忌靠争取而得的，颁发名声的仲裁庭的裁判，根本都是对申请人有偏见的。荣誉是我们能够也愿意跟他人分享的；名声却容易受到侵害，求名的人愈多愈不容易获得。再者，一部作品赢取名声的难度，与可能读者的数目成反比；其著作具有真才实学的作者要成名，比之只想通俗而讨好的作者，会困难许多。哲学著作是最难成名的，因为他们想要达到的交果是模糊的，从物质的观点言之，却是毫无用处。他们所能吸引的读者，主要都是气味相投的同行。

从我以上所说的来看，事情就很明白，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而是出乎野心的驱使，大概永远不会有人为人类留下宝贵的不朽作品。凡是要寻求美善与真的人，必须躲开“恶”，并且准备跟公众的评判对抗，甚至是轻视公众及其代言人。所以，奥索留斯（osorius de gloria）特加强调的下面这句话，实有至理，“名声躲开追求它的人，却去追求躲开它的人”；只因为前一类人让自己迎合当代人的品味，后一类人敢于反抗。

但是，名声虽然难于求得，一旦求得之后却是容易保持。在这方面，它又是跟荣誉对立的，因为后者可以认定人人都本来具有。荣誉无需赢取，可就不能够丧失。这就是它的难处所在！只要一次不当行为，荣誉就丧失殆尽。但是名声照理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藉以赢得名声的功绩和作品不致于冰消瓦解；名声是伴随立功者或创作者的，尽管他后来没有再做什么。那些会消失的名声只是虚假的，或者说是名实不符的，只是出于一时的过分估评；至于黑格尔所享有的那种名声，更别说了，李奇登葆对黑格尔有一段描写是，“他那样的名声，是由头脑空空的一撮崇拜他的大学生鼓吹，后代的人哪天光临他那一所用古怪言词砌成的建筑，看到它徒有其表，结构老套而百无一用，而且到处空空如也，没有一丝丝思想敢于邀请访客；对于这种名声，只好付诸一笑了。”

名声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而已。基本上，名声以『性』质而言是相对的，所以只有间接的价值；一旦其他会都变得跟“名人”一样有名，他的名声就完全消失了。绝对价值只可能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特有的，这就只能是直接的就其人而言所具有的本质。所以，值得具有的是伟大的心胸或是伟大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有关的名声，导致幸福也藉赖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重视的是那些能赢得名声的本质，而不是名声的本身。人的本质就像是真正的基本的实体，名声是一种偶然，要是会影响到本人，就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能用来确认他对自己的看法罢了。光线未过到反『射』体，我们是看不见的；“天才”只有听到外面名声的喧嚣，才对自己有把握。但是，名声不是“优越”的一定的象征，因为我们能具有两者之一，而缺乏另一者。勒与（lessing）说得好，“有些人得到名声，另一些人却值得有名声而未得。”

我们的存在是否具有价值如果需要依靠别人来认定，我们的生命是可悲的；但是，如果把我们存在的价值看做是名声，当做是世人的赞许，那么，英雄或天才的生命就是如此。每个人都需要自力的、主要是靠自己为自己而生活和生存；所以个人的本质和自己的生活模式，对本身最为关切；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价值不高，他在别方面的价值也不可能怎么高。别人对他们的生存的看法是次要的、衍生的，对于他本人的影响说到底是间接的。此外，别人的头脑不是寄存一己真正幸福的理想地方——在他人的看法上只可能找到幻想中的幸福。

在“全宇名声之殿”占一席位的人士是多么杂沓——有将军、大臣、庸医、玩把戏的、唱歌跳舞的、以及百万富翁等等！在这座殿堂里，诚挚的称许和尊敬只是给予前面那些人的高明伎俩，而对于心灵卓越、特别是鹤立鸡群的人士，大多只得到一两声口头上的认可。

从人的幸福的观点而言，名声不过是满足骄傲和虚荣心的胃口的珍贵小食；这一胃口，不管是如何仔细的掩饰，在每个人之中都是极强烈的，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成名的人，也许是最为强烈的。极力想要成名的人，通常有一段时期对于自己的价值无法肯定，必须等到机会来临，加以证实，让别人看看他是什么材料；在那之前，他总会觉得在世间遭受到暗中的不公道。*

（*我们获得称赞时最为开心；但那些会称赞我们的人，即使他们一定会称赞我们，也是迟迟于表达那种情绪的。所以，最开心的人乃是，只要别人不侵扰他，他总是能想办法认真地赏识自己。）

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始之际所说明的，我们对于他人的意见所定出的不合理的价值，已经达到跟其真正价值不相称的地步。霍布士（hobbes）对这个问题具有肯定而正确的见地。他写道，“跟他人相比，觉得自己胜人一筹，心情愉快和各种狂喜便因而产生。”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名声的巨大价值，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大家就愿意牺牲一切去争取。

名声驱使我们清醒的精神

（高贵心灵的最大『毛』病）

轻视欢乐而刻苦耐劳地生活。

——米尔顿，lycidas。

还有：

“名声”的雄伟殿堂在高耸的远处闪亮

爬上去可不容易！

——beattie，the minstrel。

这样，我们就明白，世界上最为虚荣的人，为什么总是把“光荣”（la gloire）挂在嘴上，心中却深信它可以作为建立伟大的功绩和创造杰作的鼓励。但是，名声在『性』质上是次要的，它只是优良品质的回声或是影子；无论如何，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真相是，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到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是在才智方面所藉赖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是在才智方面所藉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个人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至于他人对一己怎么个想法，也就是个人天『性』之反照所得的影像如何，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实在是微乎其微。有份获得名声而未得名声的人，既是拥有使人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应该能安慰自己未能得到次要因素。令我们受到『迷』『惑』而盲目的大众所捧出的大人物；伟人的快乐不在于后人会记得他，而在于他所创造的思想值得珍藏，在往后的长时期会有人研究。

此外，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成就，他就具有的东西是别人无法夺走的；这种东西跟名声不甘落后同，它是完全靠自己而获得。如果把赞赏当做主要目标，被赞赏的对象必定是不相称的。浪得虚名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事人藉靠它而生活，而其人并无真才实学作基础，名声不过是这种基础在外表可见的象征而已。侥幸所得的名声有时还会让当事人困窘，因为总会有那么个时候，尽管沉浸于自我欣赏的错觉中，他会觉得未曾高爬而位于高处的晕眩，或是把自己看做伪造的钱币；在害怕被揭发而身败名裂的痛苦中，他在智者的前额上读出后人对他的判决。他好像是靠假造遗属而占有财产的人。

死后到来的名声是最真实的，虽然他本人并未领受，然而他却可称为幸福的人。他的幸福在于他既有让他获得名声的伟大品『性』，他又得机会发展自己——他具有悠闲可以随心所欲而有所作为，让自己全力从事个人所喜爱的事业。出于心灵深处而完成的作品，才可望获得桂冠。

使得人们幸福的是伟大的灵魂，或者说是才智上的富足；这种才智一旦在成品上得以展『露』，将会获得未来多个世纪的赞赏，其思想能使本人在生时快乐，到以后又成为久远后代之高尚心灵的研究对象和喜悦的泉源。身后名声的价值，在于其人一定值得赞赏；这是自然而然的报答。注定可得名声的作品是否是创作人有生之时可以出名，完全冯靠机运，并不太重要。一般人并无评鉴能力，绝对无从常识伟大作品的玄奥。人们总是受权威的左右；在名声广为普及之处，百分之九十九都只是冯藉信任的。如果生时就扬名四海，智者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一位音乐家看到听众们大肆鼓掌叫好，如果他知道听众们几乎都是聋子，而且为了掩饰弱点，他们一看见一两个人鼓掌，就立刻跟着用力拍手，你想这位音乐家会感到喜悦不会？如果他又晓得这一两个人是受雇以确保这个最无才分的表演者获得最响亮的掌声，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不难看出，为什么同时代的称赞很少发展成为死后的名声。达蓝伯特（d’alembert）有一篇描写文学殿堂极为精癖的文章，他写道：这所殿堂的正厅所居住者，尽是生前不能占得席位、现在已经过世的伟人，还有极少数的几个活人，后者在死后就几乎都被赶出去。让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为某人在他生时立碑，等于是宣称，后代人对他的评断是不可靠的。万一有人看到自己名副其实的声誉得以实现，很少是在本人老迈之前，文艺家和音乐家是例外，哲学家则绝无仅有。这点可从冯作品出名之人的肖像，得到证实；因为这些肖像大多是主人翁获得名声之后才绘制，一般都是苍老的，特别是以哲学为终生事业者。从幸福快乐的观点言之，这是很适当的安排；一个凡夫俗子又有名声又有青春，怎么说都是过分的。人生的处境并不是富裕的，任何好东西都必须厉行极度的节约。青春就是一笔大资产，享用不尽，人们应该心满意足。年老时生命的喜悦和欢乐逐渐消失，就像秋天树木的叶子，名声宛如冬天的一棵长青树，适时地发芽生长。名声又好比必须在整个夏天生长才适合在圣诞享用的果实。在年轻之际用尽全力所完成的作品，在自己年老时仍然感到它青春依旧，该是一生最大的安慰。

最后，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察究一下各种学艺与智力活动所可获得的各类名声；我的讲座所拟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些名声。

概括说来，我认为心智上的优越『性』在于建构理论，也就是把若干客观事实作成新的组合。这些事实的种类极为不同；但是，事实愈是大家明白，事实愈是日常经验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这些事实加以理论化，所能获得的名声就愈为广阔。例如，要是有关的事实是数字、线条或是某专门科学，诸如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古代献考证或是疑难史料探索，学者们因为正确地运用有关材料而获得的这类名声，大多不会超出各个学术圈子——人数不多，其中大部分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对于在其他专业享有盛名的人感到羡慕。

但是，如果研究的资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例如人的心灵或心脏的基本特征，或是经常在我们眼前出的物理现象，或是自然律的一般规则，要是在这些方面提出明确而实在的新理论，对有关资料有某一亲的理解，这样赢得的名声不多久就会扩展到整个文明世界：因为资料既是每个人能了解的，其理论也一般是明白的。可是，名声的程度则需要看所克服的困难而定；资料愈为大家听了解，要建构既新又合乎数据的理论就愈为困难；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脑子都为这些问题忙碌，要提出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可能『性』很少，甚至是零。

另一方面，大家不轻易见到、只有经过几许困难和努力才可望获得的资料，总是容许新的组合和理论；只要有正确的了解和判断（并不涉及怎么高的智慧），锲而不舍，要找到某一合乎实情而崭新的理论，机运就不难降临。但是，在那些道途上获得的名声，很少能够超出同行小圈子的周围。解决这类的问题，仅仅就是在了解资料上，无疑地也需要大量的钻研和辛勤；然而，在那可获得最大、最广阔的名声的道路上，要掌握有关资料，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愈是不需要费气力，就愈需要才气或天分；在此等才分和辛苦钻研之间，不管是真实价值方面，或是在得到人们尊敬方面，根本就无从比较。

因此，感到自己具有良好的理解力和正确的判断，但不是天分最高的人，就不应该害怕辛苦钻研的人不难出类拔萃，到达只有靠苦学才得门径而登入的幽静地带。在这领域中，敌手非常少，只需要中等才能之人就可不久找到既新又符合数据的理论；了解他所研究的主题的，只是同一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的鼓掌，等到达及那些远处的大众时，声音已是非常微弱。但如果他遵循这条路线下去，到末了他所拥有的各种资料，因为它们难于获得和了解，就足够建立名声，而不必去建构什么理论——这好比一个人到遥远而不为人知的国家旅行，他的见闻就能使他成名，他的思想反而无用了。这类名声的大好优点在于，说出本人的见闻，远比把思想传授给别人容易，人们要领悟描述不难，要了解思想就很艰辛得多，阅读这两类文字的情形相似，一类比另一方面类要困难；asmus 说：

每当游子漂泊异地归来，

他总有奇闻可谈。

尽管如果，要是私下认识一些知名的旅行者，当会让我们想起贺瑞斯的一句话：

旅行海外的人经历过不同气候，

但原本的爱好和想法还是一样。

（《书函集》，i。ii。27）

但如果有人发现自己拥有大智力，独自就有能力着手解决所有的难题中的难题——宇宙之间的，还有人类中最大的规模的，他大可朝各个方向平衡地扩大他的看法，避免在错综技途上『迷』失，或是深入偏僻的地区；也就是说，不可为各专门学科过于分心，对其中之某些细节更不必说。他无须为了逃开一大群对手、而选择艰难的学科；人生中的共同问题尽在大量的材料，让他建构既严肃而又合乎理据的新理论；他作出的贡献，将会获得了解他所处理之题材的一伙人所欣赏——这伙人毕竟是人类的大多数。在专攻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矿物学、文献学、历史学的那些学者，与探讨人生大问题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其差异真有天渊之别。

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