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1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o8—112。2《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3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1）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1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1。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