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行量从未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