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

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

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

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

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

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

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

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95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

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

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

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

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

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

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

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

93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952年转入北京大学。

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

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

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

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atigaiaigai》是未刊手稿。

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

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

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