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15oooo528_1873_o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21《宋元学案》卷3o。

2《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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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二年（9），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23），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23）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2，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四库全书总目》卷8。

2《四库全书总目》卷88。

50000528_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2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2。《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3。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4。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