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