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17o）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1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1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