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班固王充蔡邕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班固班固的生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1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1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2。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1《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