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其老师孔子的意见孔子是不同意于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赋的。因此赋的增加只对私家季氏有利。这与三家分公室的军队也有关系。

前645年晋“作州兵”同时又“作爰田”。据后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范围内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调州人当兵。这是晋国的国野界限从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国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调整分配而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促使私有土地的展。

第八章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一）社会分工与阶级划分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青铜器是铜与锡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铜器的展还应该有一个纯铜即黄铜时代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却已出现青铜器饮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铜制成农具、工具却很少用青铜制成的而仍旧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铜制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统治阶级、贵族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作为生产力是有限度的。

关于铁器的明时间至今考古界还有争论。但是春秋末战国初铁器已象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正是因为它的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展从而引起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和阶级的划分。

孟子与许行之徒的一次对话充分地反映了铁器的使用是促使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的动力不厌其烦全引于次：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行之徒）曰：“然”。“许子必织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亦孟子语）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段对话说明铁器已使用于农业耕作因此促使陶器业、纺织业的分工。农民需要陶器或布匹（制冠或制衣）就要以自己生产的粟去与它们交换。我们知道许行之徒是奉行“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样应该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是氏族公社制度的反映。虽然孟子主张恢复井田但是他的井田制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划分即君子与小人、国人与野人的划分。他在讲井田制时曾经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劳心与劳力之分。他认为这是社会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然孟子讲这话时井田制已经随着国野制度的破坏而破坏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尼亚、波兰的田制一样已经由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共同体转变为农民为土地的掠夺者无偿地付出徭役劳动。马克思说：“农奴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生的”。孟子的井田制实际孕育着农奴关系。

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1由此可知社会分工是促使阶级划分的前提条件。如孟子所说铁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也反映士农工商和卿大夫贵族之间的分化。齐景公面对着华丽的宫殿感叹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其陈氏乎！”接着他盛夸了一番陈氏得到民心的情况以后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赞美陈氏的话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讲到这里应注意的是社会阶级的变化就是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滔大夫收公利。这是应反转来读的。陈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为他“收公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晏婴认为是礼坏乐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会生礼坏乐崩呢？晏婴却没有正确的回答。我们读了恩格斯的话就知道这是生产力的展促使社会分工、阶级的划分。下面我们来谈谈新的阶级的出现：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农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处流亡。孟子说：“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制破坏以后的情形。他认为必须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认为恢复井田制就能保证农民的恒产和恒心。他的井田制计划是否实现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不过他常常提到“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话却不象是井田制下的家族公社而是个体农民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农村公社。

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就是由国家按农民的户口多少授予农民土地让他们负担兵役、徭役和赋税。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按“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军制编制起来既是农民也是士兵。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已不再实行“三年换土易居”的办法而只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亩的生产率。因为土地有好坏的不同国家授予农民土地也分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种农民的负担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谓上农、中农、下农。土地是直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农民的私田（实际是份地）而无公田。在这样授田制下农民从表面上看来已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农奴。《周礼》一书所描述的田制与其说象孟子的井田制毋宁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实行的田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所述田制似已紊淆了这两种田制为一种田制了。如它开端说：“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这显然是仍抄孟子的话：“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却与《商鞅列传》相同。下面接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