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看法与西周封建论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父系家长制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残迹因此它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更不能把它归结为封建制度相反它则是与奴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李亚农认为周族在灭殷时还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个体家庭虽然已经出现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在灭殷之后他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和镇压必须加强族人的团结和联系。于是周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加强氏族组织的办法而他们的宗法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了1。黄子通等也认为宗族制度是父权家长制家族的产物因此“宗法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是奴隶制的开始”而封建制度的形成倒是在“宗族”与宗法制度瓦解以后2。吴大琨又说宗法制度的长期留存正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一种特色3。金景芳更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宗法的关系和封建的关系长期共存西周的宗法制1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o年第9期。1日知：《中国古史分期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1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黄子通、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3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度与分封制分不开但是不能把封建制度归结为宗法制度。他说周代的宗法制度具有完整体系它是周代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但是如果把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混为一谈例如认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国君是一国的大宗等等则是错误的。宗法只以有同一血族关系的宗族为限不能包括异姓。一有异姓宗法即不适用。即使是同一血统如天子与同姓诸侯诸侯与同姓卿大夫也不适用宗法。因为政权与宗法之间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宗法制度规定“别子为祖”别子的含义是“自卑别于尊”即先把政权与族权的界限划清使其不相混淆。当宗法与政权生矛盾时应当让宗法关系服从政权的关系不能让政权的关系服从宗法的关系1。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社会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学家以郭沫若等为其代表。
郭沫若的分期主张经过了几次变化。到了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时他才把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绝对年代则定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他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开始的主要根据是：（一）把井田制的破坏看作是奴隶制社会崩溃的关键。郭沫若说：“铁的作为耕器而使用出现在周室东迁前后这一重大因素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逐渐促进了井田制的崩溃因而也就招致了奴隶制的崩溃”2。他认为在井田制下公家授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方田叫做“公田”而奴隶主贵族在方田外所垦辟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公田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私田在初期却完全无税。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展私田的亩积逐渐过公田新兴地主的私家财富逐渐过公家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也就遭到了破坏。
（二）郭沫若认为“初税亩”的意思是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就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由于私田不能再行漏税公室和私门之间又起了斗争。在“初税亩”之后三十二年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焉。”再隔二十五年三家又来一次“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鲁国的政府实际变成为地主政权机构政府的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的贡税上了。其他国家如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郑国在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秦国在秦孝公十二年“废井田开阡陌”基本上都是属于和“初税亩”同样性质的社会改革1。
（三）对奴隶制关系的估计上郭沫若认为：“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鬲中的最下等在家内奴隶之下的而在春秋中叶以后都提到家内奴隶之上了。《左传》襄公九年、十四年楚子囊和楚师旷的话都把庶人的地位提高到公卿大夫之下而在工商皂隶牧圉之上。《左传》哀公二年晋赵鞅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1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人臣隶圉免。”他认为这表明庶人可以免其为奴隶庶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但毕竟是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奴隶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象人的盲肠一样2。
（四）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公室”与“私门”的斗争。他说：“由于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克上层。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这一变革我们应该认为是革命的变革它的实质并不是改姓换代的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使社会起了质变的社会革命”1。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采取革命的手段掌握了政权而楚、秦、燕则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
（五）郭沫若在谈及春秋末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时说无论在思想上、政治观点上、文体表现上都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变革。具体说来对“天”和“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体现为无神论宇宙观的“仁”、“慈”、“兼爱”、“泛爱众”的主张；私有财产权开始被重视；生了“正名”的要求；文体起了变化民间形式被重视有了私家著述的出现2。
当然在主张战国封建论者当中有些同志虽然同意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