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 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o1—1952）、萨本铁（19oo—1987）、黄子卿（19oo—1982）、李运华、张大煜（19o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1937 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 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 人，化工专业4o 人，生物化学专业3 人，农业化学1 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o 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1929 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 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1917 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 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o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 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1931 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1938 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1944 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o 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1948 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o 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o 年开始招生，1943 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 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 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