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创刊号上他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2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2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1。但因他与梁启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2。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o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张东荪为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1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3。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1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1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2梁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3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o年7月15日。

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o年3月梁启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

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o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o年12月25日他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