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o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的反蒋反共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反共”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5月8日抵达上海旋于31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

汪在获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于6月18日离开日本经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月9日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广播讲话声明与重庆断绝关系并紧锣密鼓地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等人进行合流谈判和促吴“出山”的活动并前往广州配合日军对第四战区将领张奎等进行策降。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纲领“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依据日本内阁于6月6日作出的《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规定汪精卫等人必须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诺日本所要求的条件。为此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陈公博等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进行秘密谈判于12月3o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即所谓《内约》的卖国条约。194o年1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导演下于青岛召开有南北两伪政权参加的三方会谈决定了伪府的成立。3月2o日汪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外还有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所谓无党派人士。会议相继通过伪府成立大纲、伪府名称及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及人选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等一系列决议。汪不仅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一系列要职务成为汉奸脑。3o日汪精卫偕伪府各部、会汉奸要宣誓就职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汪在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即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在汪袍笏登场的3月3o日重庆国民政府重申前令。11月3o日更悬赏法币1o万元捉拿汪精卫。

汪精卫伪政权虽经成立但日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直至11月下旬由于对重庆诱降无望始于3o日与汪签订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并由汪与日本及伪满三方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其伪府也获得日本的承认。在此前的29日根据日方的指令由汪任伪府主席取消代理名义。

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后即以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成为破坏抗战、维持和巩固占领区、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对其政权的控制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建设“和平模范”区域并由局部“和平”扩展至全面“和平”。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请求宣称：在目前形势下只能建设国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区以事实让国民承认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进重庆政府的崩溃。日本政府为表示对汪的支持于1941年6月召汪到东京。6月23日汪与近卫文麿表《共同宣言》声称两人相誓为共存共荣复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