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933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al，称为“x-化-y”，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l3、fel2、o、2o以及h2o2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a3o4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90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932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92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925年左右，由于陈克恢（898—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