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97年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9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9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3。

自9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9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9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9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94年版。

2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989年版，第3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4号，920年7月5日。

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

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920年2月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920年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92年月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92年9月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922年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期，947年月20日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92年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923